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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在唐有飞券,在宋有钞引;今银行、钱店,罗列于市廛,人亦争出其宝货以易空楮。经商四海者,携尺寸之券,虽在数万里海外,悉操之则获,不异于载宝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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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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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近以来,物侈用糜,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值轻而数多,则其致远也难,成色有好丑,铸造有美恶,权量有轻重。民有交易,奸诡者得上下其手,以肆其诈伪,而金银铜之便以用者,又增其繁重矣。代以楮币,则以轻易重,以简易繁,而人争便之,虽以中人之赀,设市易银纸币,尚足以行,况以国家之力,有不趋之若鹜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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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于钞票的性质,说是以楮币代金银则可,指楮币为金银则不可。可见他所主张的是兑换券,而不是纸币,换言之,他不认为纸币是真正的货币。所以他主张要有十足的金属货币为准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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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银铜使楮币相辅而行则便于民,无金银铜凭虚而造,漫无限制,吾立见其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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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那些接触过外国事物的知识分子中,了解货币问题比较深的,恐怕无过于严复(公元1853—1921年)。他没有关于货币的专门著作或论文,他的意见散见于他所译的《原富》〔347〕的按语中。从这些按语中可以知道:他曾阅读过当时英国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他并不完全赞同亚当·斯密的见解,有时还提出补充的意见。例如在《论泉币之始》一篇的按语中,他指出金属货币的四种优点:易挟、不腐、可析和值不骤变。这当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当时英国其他经济学者所说过的。他认为由于矿产日多,第四种优点不易保持。这里就露出他对于货币和商品价值的看法。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完全决定于供求关系,所以他不完全赞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观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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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亩之地,处僻邑边鄙,价数金而莫售;及在都会之中,虽万金而争买。此岂有功力之异耶。一树之果,向阳者以甘大而得善价,背日者以小酢而人弃之,此岂又有功力之异耶?故值者直也;两相当之名,而对待之数也。以功力言,则物物所独具,而无随时高下之殊矣。此所以后之计学家,皆不由斯密氏物有真值之说也。(《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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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大概受了李嘉图后期思想的影响。其实劳动价值说者并不否认供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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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认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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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泉币所以名财,而非真财也。使其所名与所易者亡,则彼三品者,无异土苴而已。(《论币之始》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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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在价值论上近于数量说,在本质论上属于名目论。然而他对于物价变动的真正意义,有深切的理解,知道单看货币数字没有什么意义,一定要同人民的收入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相比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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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明初,英国可考者,铁每吨价六镑,铅每吨价五镑;今则前约五镑,后乃二十镑。然此仅以泉币言,不得实也。欲得其实,则须知五百年以来,英之谷麦工庸,以民生日优、金银日溢之故,其价增者九倍;以此而较,则铁虽仅减一镑,其值今之方古,只什一耳。而铅值以金论虽四倍乎前,而实则廉至四分之一也。故徇名忘实者,不足与言国计。(《释庸》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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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想利用各种理论来调整人民的收入和租税负担,以稳定人民的生活。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田赋和官禄都不合理,粮价已涨,而官禄不变,怎能责人以廉洁奉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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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沿元明制禄,时殊世异,已五百年,而用其易中(严复以“易中”指交易媒介,这里应系指货币)不改。故以诏糈言,使今日仕者而廉,必非人而后可耳。然则居今而言治理,不自更定田赋官禄始者,虽圣者为之,犹无裨也。(《论泉币》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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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定田赋官禄的准则是编制物价指数,按照指数的升降来调整官禄和租税。这种见解在英国虽不算稀奇,介绍到中国来却是很先进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官禄制度正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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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对于金银复本位制的不能维持以及纸币的优点等也有所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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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在光绪二十一年第三次上书中列举救国之法,第一便是钞法。他也是一个行钞论者。他认为发钞可以聚举国之财,急筹巨款〔348〕。光绪三十一年著《理财救国论》,其中有一篇是《币制论》,三十四年改名为《金主币救国议》〔349〕出版。这是一篇约七万字的论文,只能说是一种关于货币制度的著作,不是一种货币理论的著作。历史叙述多于理论的分析。但也触及一些理论问题。例如第一小题《币制出于不能已之市易物交说》就讲到货币起源的问题。康有为显然不认为货币是帝王或法律所创造的,而是自发产生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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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市易者,小之为一人不能已之事,大之为国家之事。……然物太繁重,已非人情所便,况物多粗重,彼此相抵,必难适平。欲析则不能,失均则不可,于是必思得一代品以为易中。于是有一易中之代物,能令彼此各得其均者,尤人情所共愿也。于是货币起焉。盖人愈多愈智,交易愈繁,则必创新法以利用前民,皆时势不能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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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货币是作为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而产生的。他所谓“不能已”无非是指一种自然规律,一种必然性。他也谈到纸币的性质,他知道纸币是金银铜铁钱的代表,金属货币是“实金”,纸币是“名金”,人民之所以信任纸币,是因为背后有金属货币;如果金属货币不足,纸币就不能维持;若完全没有金属货币,纸币就不能行;若金属储备雄厚,则纸币数量可以倍增,正如人的影子可以因形而扩大一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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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古者理财用实金则有限,今之理财者善用虚金则无穷。然而以虚为虚,无所丽则不能行,行必依于实;以实为实,无所拓则不能滋,故必运于虚。故无实不立,无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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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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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块其形,而纸币为其影也。影可大于形。公债者其拓影也,而银行为之神。银行以金为本,作为准备,而发纸币焉。国家以公债票与之银行,而银行以纸币与之国家而买公债,银行得公债以作纸币之保证准备,可出纸币而易实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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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一段话无非介绍英格兰银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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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银行问题的,康有为并不是第一人,咸丰九年洪仁玕(公元1822—1864年)在《资政新篇》中就谈到兴办银行发行银纸的好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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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有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拿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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