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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泉币所以名财，而非真财也。使其所名与所易者亡，则彼三品者，无异土苴而已。（《论币之始》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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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在价值论上近于数量说，在本质论上属于名目论。然而他对于物价变动的真正意义，有深切的理解，知道单看货币数字没有什么意义，一定要同人民的收入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相比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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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明初，英国可考者，铁每吨价六镑，铅每吨价五镑；今则前约五镑，后乃二十镑。然此仅以泉币言，不得实也。欲得其实，则须知五百年以来，英之谷麦工庸，以民生日优、金银日溢之故，其价增者九倍；以此而较，则铁虽仅减一镑，其值今之方古，只什一耳。而铅值以金论虽四倍乎前，而实则廉至四分之一也。故徇名忘实者，不足与言国计。（《释庸》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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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想利用各种理论来调整人民的收入和租税负担，以稳定人民的生活。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田赋和官禄都不合理，粮价已涨，而官禄不变，怎能责人以廉洁奉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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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沿元明制禄，时殊世异，已五百年，而用其易中（严复以“易中”指交易媒介，这里应系指货币）不改。故以诏糈言，使今日仕者而廉，必非人而后可耳。然则居今而言治理，不自更定田赋官禄始者，虽圣者为之，犹无裨也。（《论泉币》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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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定田赋官禄的准则是编制物价指数，按照指数的升降来调整官禄和租税。这种见解在英国虽不算稀奇，介绍到中国来却是很先进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官禄制度正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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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对于金银复本位制的不能维持以及纸币的优点等也有所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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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在光绪二十一年第三次上书中列举救国之法，第一便是钞法。他也是一个行钞论者。他认为发钞可以聚举国之财，急筹巨款〔348〕。光绪三十一年著《理财救国论》，其中有一篇是《币制论》，三十四年改名为《金主币救国议》〔349〕出版。这是一篇约七万字的论文，只能说是一种关于货币制度的著作，不是一种货币理论的著作。历史叙述多于理论的分析。但也触及一些理论问题。例如第一小题《币制出于不能已之市易物交说》就讲到货币起源的问题。康有为显然不认为货币是帝王或法律所创造的，而是自发产生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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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市易者，小之为一人不能已之事，大之为国家之事。……然物太繁重，已非人情所便，况物多粗重，彼此相抵，必难适平。欲析则不能，失均则不可，于是必思得一代品以为易中。于是有一易中之代物，能令彼此各得其均者，尤人情所共愿也。于是货币起焉。盖人愈多愈智，交易愈繁，则必创新法以利用前民，皆时势不能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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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货币是作为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而产生的。他所谓“不能已”无非是指一种自然规律，一种必然性。他也谈到纸币的性质，他知道纸币是金银铜铁钱的代表，金属货币是“实金”，纸币是“名金”，人民之所以信任纸币，是因为背后有金属货币；如果金属货币不足，纸币就不能维持；若完全没有金属货币，纸币就不能行；若金属储备雄厚，则纸币数量可以倍增，正如人的影子可以因形而扩大一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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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古者理财用实金则有限，今之理财者善用虚金则无穷。然而以虚为虚，无所丽则不能行，行必依于实；以实为实，无所拓则不能滋，故必运于虚。故无实不立，无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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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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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块其形，而纸币为其影也。影可大于形。公债者其拓影也，而银行为之神。银行以金为本，作为准备，而发纸币焉。国家以公债票与之银行，而银行以纸币与之国家而买公债，银行得公债以作纸币之保证准备，可出纸币而易实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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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一段话无非介绍英格兰银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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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银行问题的，康有为并不是第一人，咸丰九年洪仁玕（公元1822—1864年）在《资政新篇》中就谈到兴办银行发行银纸的好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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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有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拿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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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其中有《银行》上下两篇，极力提倡银行。他举出银行的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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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上下远近，声气相通，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其便一。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其便二。国家有军务、赈务、缓急之需，随时通融，呼嗟立办，其便三。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其便四。国家借款重叠，即或支应不敷，可以他处汇通，无须关票作押，以全国体，其便五。中国各殷实行家、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窒碍，银行可力为转移，不至败坏市面商务，借可扩充，其便六。各省公款，寄存银行、各海关官银号，岁计入息约共数十万两，需用之时支应，与存库无异，而岁时入息，仍归公项，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盘算，其利七。官积清俸，民蓄辛赀，存款生息，断无他虑，其便八。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司，动为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银根短绌，可借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其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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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看到外国银行不受中国的检查，而中国商人反受外国银行歧视的情形，更加强了他提倡设立银行的论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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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也不抵押。惟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其资，而西商受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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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公元1853—1926年）在他的《变法平议》中，也有《行金镑、改钱法》《立银行、用钞币》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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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关于货币的著作不少，光绪二十三年有《论金银涨落》一文，主要是批评杨宜治的《奏请仿造金银钱折》，指出中国不能用辅币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这是正确的。他也顺带提到货币的性质问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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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币也者，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之持之，可以得衣食，实为衣食之代数而已；人人共用之代数，斯为真数焉。夫代数者，必务极其简易轻便，则于人之性也愈益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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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不大明确，所谓代数似乎是指购买手段，而且他重视其简易轻便，显然他把流通手段放在第一位。他虽然喜欢标榜学理，但他讲的往往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他否认中国可以铸造不足价的先令来作对外支付，同时却说巨款之尾数可以使用。其实尾数也是不能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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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他写了《中国货币问题》，专为批评介绍精琪（Geremiah W.Jenks,又译作精琦）的《中国新圜法条议》，共万余字，谈的多是些实际问题。宣统二年又写了《币制条议》、《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和《读币制则例及度支部筹办诸折书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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