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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以后，主要的钱币学家有唐与昆（西源）、李佐贤（竹朋）和鲍康（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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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与昆著有《泉币汇考》和《制钱通考》。后者系前者的一部分，专谈清代钱制，到道光时为止，有说有图，作者自言钱图都是根据拓本，可是乾隆宝藏等西藏薄片摹成方孔钱，而且钱文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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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贤的《古泉汇》雕于同治三年，因收罗钱图近六千种，超过《古泉苑》，而为当时和后世所重视。有人甚至把它看成清代最重要的钱币学著作，这就评价过高了。就文字方面来讲，几乎不值得一提。除了在附图之后的一点简单说明外，首集的四卷大部分是抄自他书。该书的重点是钱图，数量比较多，但质量没有比前人提高，这表现在内容上，表现在假钱上，表现在雕板的技术上。内容上，一些同钱币没有关系的所谓无考别品、变体奇品、压胜正品、压胜吉语、压胜生肖、神圣仙佛、无字花纹、打马格钱等就占了全部钱图的差不多四分之一。在真正的钱图中，有许多是小板别，例如明刀的背型，就有三百多种，占了四五卷，许多是重复的。虽然书法上有小分别，但先秦的刀、布本来就没有完全一样的。该书收罗的假钱不少，刀币中如九字刀和齐之化刀，方孔钱中如重十二朱、太元货泉、天祐元宝、德祐元宝、景炎通宝、乾亨通宝（辽）、太平元宝等等，都是根本没有的钱，而作者却相信不疑；并以九字刀为孤品而沾沾自喜。明代有许多年号没有铸钱，他却将一些假钱补入，其中有一些是安南钱。至于仿造、改刻的钱更是多了〔377〕。由于当时他的知友们的标榜，后人不分青红皂白，所以这部书贻害就大了。附图的特点是板别比较多，板别多对于研究的人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然而这部书是木板书，钱图刻得并不好，甚至比不上以前的书。重要的细微的分别以及钱币的艺术性表达不出来。例如造邦刀背有〇形的，正面的缘有两种制作，一般是不断缘的，但有些有断缘的痕迹，由于李佐贤和雕板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完全没有反映在该书的两枚造邦刀上。中国钱币上的文字，有些原是有艺术价值的，但是在这部书上却刻成一样。李佐贤还有《续泉说》一种，这里他不但没有创见，而且不肯吸收人家的好意见，例如他否认空首布同钱镈有联系，他反对釿字和睘字的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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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康（子年，公元1810—?）的著作有《观古阁丛稿》、《观古阁泉说》、《大泉图录》和《续泉汇》。《观古阁丛稿》尽是题跋一类的短文，且有题咏，没有什么大的价值。《观古阁泉说》的体裁近似戴熙的《古泉丛话》，是关于他个人所见所闻以及耆旧风流、交游韵事。《大泉图录》包括咸丰、同治两朝大钱，附新疆钱以及清代开炉钱等。《续泉汇》是续李佐贤的《古泉汇》。鲍康是比较受人重视的人，也只是在鉴别方面比人家强一些。他也以此自负。但他对九字刀不加怀疑，并且说会昌开元中以扬字为最少，可见他在鉴别方面也不是没有疏漏。他的研究方法和内容还是老一套。他以宝德局咸丰钱为湖南常德所铸，并且误认叶尔羌为乌什。永字龙凤通宝是首先由他著录的（《续泉汇》），他以为是仿造韩林儿的龙凤钱。不过这钱至今还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文字有点像洪武钱，但钱的制作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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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咸以后，钱币还是继续出土，数量很多，但是未见过的钱币越来越少。因此后来的钱币学家只能作些零星的补充，在看法上也只有一些个别的发明，没有称得上划时代的著作。这方面可以胡义赞（石查）和吴大澂（清卿）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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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钱币学著作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通史体，从古到今，作全面的叙述，取材力求完备，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清以前的钱谱、钱志大都属于这一类，只有繁简不同。另一种是专史体，或专一个朝代，如唐与昆的《制钱通考》，只谈清钱，到道光时为止；或专一类钱币，如鲍康的《大泉图录》，专收大钱；或有一定的重点，如马昂的《货布文字考》，专论刀布的文字。还有一种是札记体，只谈本人的心得，不求系统性，如蔡云的《癖谈》和戴熙的《古泉丛话》。在考证方面，蔡云比戴熙深入一些，文字方面则《古泉丛话》比《癖谈》写得生动些，因其从趣味出发，以掌故为主；但同其他许多著作一样，内容支离破碎，不是一个互相连贯的整体。无论如何，清代钱币学著作的这种有类可分的现象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尤其是第二种类型的著作表现出一种专门化的倾向，对钱币学的钻研越来越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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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嘉道和咸同年间的这些人都是官场中的人物，能书善画，也作作诗。彼此熟悉。即使不识，也会因为嗜好相同而结识起来。同在一地的人往往定期碰头，出示新得，进行讨论，或交换拓本，可谓极一时之盛。这种情况是前代所没有的。这对于钱币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一班人著书，不是为利，而是从玩好出发，多少带一点交游应酬性质，所以书中往往互相标榜。钱币的出藏、转手，为他们生活中的大事。正由于此，所以他们虽然另有正业，却肯穷毕生精力来研究钱币。这种热情，加上他们的财力以及所享受的闲暇，论理应当使这一门科学提到很高的水平。然而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还不是十分合乎科学，知识面不够广，逻辑性不够严密，所以许多论断似是而非，成就还是不理想，甚至有些不应有的错误。当然，考证上的错误和判断上的错误，有时是难免的，是可以原谅的。钱谱中往往有伪品，几乎没有一部钱谱能免，只是多少的问题。在这方面，总是后来者居上，不但由于方法的进步，而且在于参考资料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应该体念前人的困难。但有些错误是应当可以避免的。例如官修的《钱略》把南宋临安府行用的钱牌上的“省”字解作中书省的省，这就证明那些翰林们只想做官，不肯读书，其实宋代文献提到省陌的地方是很多的。又如唐与昆明明没有见过西藏的乾隆宝藏，偏偏要在《制钱通考》中画出不伦不类的图样来，居然自称拓印，可是他做学问的态度不够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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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批评和反批评。比如陈介祺说曾对《古泉汇》中一些释文进行批评，李佐贤也有辩论，在李佐贤的《续泉说》里，将陈介祺的评语同时刊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风气。清代钱币学之所以有显著的发展，这种良好的风气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陈介祺毕竟主要是一个金石学家，所以他说刀、布、圜法以摹文、释文为第一，记斤权为第二，图形制为第三〔378〕。这种标准施之于铜器也未必完全妥当，对于钱币肯定是不适宜的。可是鲍康在《观古阁丛稿》中说：论斤权须以初次鼓铸者为断，铸久则寝轻小。这完全是从衡法的考证着想，不能说是全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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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和清以前的钱谱，图样都系木刻，与原钱形制，不无出入，这对于小板别的研究是一种障碍。倪模的《古今钱略》有《洋钱》一项，雕板人不懂外文，几乎尽失原形，无法辨识。李佐贤的《古泉汇》也受了同样的限制。所以在影印的办法通行以后，旧日的木刻钱谱几乎可以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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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关于钱币学的著作，自然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如道咸间刘师陆的《虞夏赎金释文》，书名就犯错误。张崇懿的《钱志新编》，伪钱很多。此外如《泉宝所见录》，以转抄为主。一般钱谱所列书名很多，对于书的内容则不加审查分析，只是有闻必录，所以一些毫无价值的书却不断地被人介绍，不加评论。这种情况不限于钱币学方面，而是过去中国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喜欢罗列，没有轻重，没有选择，没有分析批评。一部价值很大的著作，同一本毫无价值的书，在史书中往往受到同样的重视，占据同样多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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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钱币学的发展，同收藏家之多以及他们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有些收藏家同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经常有接触交往，他们也参加研究和讨论，其中有些有一定的造诣，他们的造诣不一定低于有著作的人，只因他们不述不作，不为后人所知。他们的贡献往往包含在他们的亲友的著作中。例如离石、睘、屯（纯）等字是胡义赞释出来的，陈介祺说九字刀全是假的，賹字是刘心源认出来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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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关于钱币的书虽然很多，但钱币学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明代的崇祯钱，就没有一个人好好地做过研究工作；他们最多只把各种背文罗列下来，以多见自负，但是到底某种背文是什么意思，就不去求解答了。近代中国研究历史的人，倾向于抓两头，忽视中间。钱币学方面也是这样。大部分人不是喜欢近现代的金银铜币和纸币，便是喜欢古代的刀布，中间一大段就不那么热门，特别对于明代钱币，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如果把钱币学真正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那就一定要关心那些薄弱的环节，使这门科学得到全面而平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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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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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铺和典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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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信用机关，比起欧洲国家来，也和货币理论一样，在清朝落后了。欧洲各国的银行制度，都是在这两三百年中形成的。近代第一家发行银行瑞典银行是在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设立的。英格兰银行成立于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这是第一家大规模的现代银行。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约翰·罗在法国设立一家银行。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腓特烈大帝在柏林创设皇家银行。连新兴的美国也在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设立美国第一银行。但中国则在光绪以前，各种信用业务仍是在许多小规模的旧式金融机关手中，如典当、银铺、钱庄和票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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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铺在清朝还是相当重要，因为清朝完纳钱粮多用白银，而银的成色重量不一，多先交给银铺倾铸成锭，然后缴纳。有些银匠暗加戥头，多方勒索。有时乡村的税银运到州县，又要另叫银匠镕铸大锭，才送到布政司去，这又是一次揩油的机会。所以当局屡有禁令〔379〕。中国最初自造的银币，便是银匠所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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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铺的主业还是在于器饰的打造。银铺兼营金银的买卖，其中有一种银炉，以镕铸银锭为专业，可以说是银铺的变形。后来上海金融市场发达，银炉的地位很重要，有些地方没有公估局，银色的鉴定就由银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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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炉这名称，在明朝便有了〔380〕。但清朝更多〔381〕。有时也叫炉房，并有所谓官炉和私炉。官炉的设立要经过户部的核准，但末年限制放宽了。它们兼营钱业，而且发行钞票〔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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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房也有兼营信用业务的。例如营口的银炉，本来是替人铸造元宝的，自营口开放为商埠后，交易发达，制钱不够应付，白银使用增加。一般商民平日收到的零星银块，因成色不划一，不便流通，多送到银炉去铸成元宝，后来请求铸造的人多，疲于应付，银炉方面，乃于收到银块之后，扣去亏耗和手续费等，折成营宝分量，出一收据，这种收据就在市面流通，如同钞票或支票一样。有些商家，特意把银块存入银炉，开立往来户头，以取得这种便利。甚至没有现银，也商请炉房开立户头，发行凭条。这样使银炉成了一种真正的信用机关。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的时候，营口各银炉曾成立公议会，决议每年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初一日为结账期，叫作卯期。后来在第一次中日战争时，在义和团运动时，在日俄战争时，受到几次打击，倒闭的很多〔383〕。但光绪末年还有三十三家之多。自光绪三十四年最大的东和顺倒闭之后，不久西义顺和厚发合也相继倒闭，从此银炉就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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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业在清朝仍占很重要的地位。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规定各省当铺每年纳税银五两，北京的当铺则照铺面的大小征收〔384〕。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又重新规定每年五两的当铺税〔385〕。当时每年可收入十一万余两〔386〕，可见当铺的数目有两万多家。以山西省为最多，有四千六百九十五家，其次是广东，有二千六百八十八家，再其次是直隶、福建、甘肃、贵州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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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在清初还有叫作解铺〔387〕的，康熙以后多叫当铺〔388〕或典铺〔389〕，质典的行为多称典当〔390〕，嘉庆以后有称典押〔39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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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典当业的规模比以前大了，从野史中可以知道典当的资本是一朝一朝增加的（见表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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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7 历代当铺资本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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