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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来的钱币学家，往往以刘喜海（燕庭）的《古泉苑》同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并提，这是不恰当的。两者唯一的共同点是没有刊行。翁书有说无图，刘书有图无说。《古泉苑》所收的图有四千六百多种，并有钱范图几十幅。钱图对于钱币学的重要性是明显的。而且刘喜海藏钱有四十年之久，精品很多。尤其是两宋的铁钱，为旧谱所没有。《古泉苑》所收的不限于他个人的收藏，实包括当时各家的藏品。但正如翁树培所说：“仅摹拓其文，胪列成册，而无一语之考订，在收藏家供鉴赏、娱心目，自不可少。但既不成书，仅侪近世印谱之流。”翁树培的话不是对《古泉苑》讲的，但对《古泉苑》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刘喜海是整理《古泉汇考》的人，倒是在《古泉汇考》中有他的按语将近万字。就这些按语来看，刘喜海只能说是一个收藏家，他所谈的尽是一些关于钱币转让买卖的事，例如何年何月向某人买到某种钱，或某种钱是在某人手中，等等，不是钱币学的主要内容。他另有《嘉荫簃论泉绝句》〔371〕二卷，也不能说是一部钱币学著作。在每首诗后虽然也略引文献，间引翁树培的话，但没有什么考订，更没有创见。他把釿字读作化金，重一两十二铢读作重一两十三铢。他的钱图中有扬字开元，钱范中有齐刀铜范，都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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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昂（伯昂）的《货布文字考》四卷刊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专考订刀布的文字，不是一部真正的钱币学著作。不过刀布的文字也是钱币学家所要研究的，所以大家还是把它同其他钱币学著作并列。对于这部书的评价，颇不一致，有人说它失之穿凿〔372〕，另外有人说它的作者超轶流辈，博学精思，能自为一家言〔373〕。作者的确不肯追随别人，而想有所发明，但结果往往弄巧成拙。一般人以为他把铸币归于列国，是他的一种贡献，其实初尚龄在他以前就说过了。他说初尚龄的话不够明确。他的错误正在于文字的解释。他说古代的贝货是铸币，不是天然贝壳，并以贝字的古文是半两二字的合文。说鬼脸是秦国所铸，为“当半两”三字的合文。又说古以六铢为一金，古文献中的金和溢都是指六铢重。他释为合，为合同，安阳刀为阳刀，造邦刀为通邦刀，以为互，以賹化为燕货，以戈邑为虎邑，以匋阳为宓阳，以中都为仲吾，以虞一釿为魏斤一金，以京一釿为赵斤一金，以为关，以半为关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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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年间还有一些钱币学的著作。如嘉庆五年吴文炳的《泉币图说》六卷，十一年瞿木夫的《泉志补政》二十卷，这是补洪遵《泉志》，不久又作《泉志续编》二十卷。另有盛子履的《泉史》十六卷不知著于哪一年。这些著作刻图失实，内容平凡，而且以转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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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五年有孟逸冈的《泉布统志》，罗列一批假造的唐宋宝钞〔374〕，荒谬绝伦，贻误后人不浅。他还自夸“似有神助”。他把日本的神功开宝说成是唐中宗周武氏钱，同样无稽。但它是最初著录西字和巩字康熙钱的，并附有满文。它也提到大齐通宝，说是齐黄巢钱。如果该书的著作年份可靠，那么，这一著录比《古泉丛话》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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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年间和以后钱币学的发展，同钱币的出土也有关系。中国关于钱币的出土，清以前不大有记录，因以前的钱币学家不大留心这方面的事情。考证学的发展，才使研究者注重实物，不尚空谈。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之所以有价值，正因为他那时候钱币出土很多，而且他知道根据钱币的出土地点来断定文字和所属。例如空首布，元明以前没有人提到，但乾嘉年间出土渐多。初尚龄根据它们的铜质和文字，断在各平首布之前。又因多在中州出土，别的地方没有，山右靠近中州的地方也间有出土，所以他断为卫币。又如平阳小布同长子、屯留等一道出土，他断为赵的平阳所铸；中都小布也同襄垣、屯留等一齐出于山右，所以他断为晋布。又如齐刀，初尚龄说都出在他的故乡，所以断定为齐制。他还列举他所亲见的五次出土。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昌阳城南赵旺庄掘出百余品，三字者居多，间有四字的。第二次是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即墨东北皋虞古城掘得即墨刀数十品，内有安阳刀数品。第三次是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嵩阳城西阎家村掘得齐刀数十品，内有即墨、安阳刀数品。第四次是道光二年在即墨城东台上庄掘得即墨刀数十品。第五次是道光三年在昌阳城东南泽上庄掘得齐刀数百品。三十几年间在百多里之内出土五次。他还说，间或有郕伯刀出土。这些都是可贵的出土报告。又如明刀，一向有人认为是莒刀，但初尚龄因为当时在河间易州于败井颓垣中有成千出土，而他故乡莒地却从未见过，所以断为燕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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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熙提到乾隆年间浙江临平出土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的事〔375〕。那以前这两种钱是绝少见的，所以关于这两种钱还是依照千多年前顾烜的说法：什么龟背，什么水波文。自这次出土两瓮以后，这两种钱就遍布东南，所以翁树培等人就能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叙述了。不过翁树培所见的还不是精品，所以讲的还是不正确。又如刘宋的孝建四铢，本来也是少见的，道光末年，毗陵出土一罂〔376〕，这钱就流布天下，吕佺孙收到几百枚，拓出五十四种板别，装订成册，于咸丰二年寄赠陈介祺，这是现存《毗陵出土孝建四铢拓本》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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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以后，主要的钱币学家有唐与昆（西源）、李佐贤（竹朋）和鲍康（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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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与昆著有《泉币汇考》和《制钱通考》。后者系前者的一部分，专谈清代钱制，到道光时为止，有说有图，作者自言钱图都是根据拓本，可是乾隆宝藏等西藏薄片摹成方孔钱，而且钱文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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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贤的《古泉汇》雕于同治三年，因收罗钱图近六千种，超过《古泉苑》，而为当时和后世所重视。有人甚至把它看成清代最重要的钱币学著作，这就评价过高了。就文字方面来讲，几乎不值得一提。除了在附图之后的一点简单说明外，首集的四卷大部分是抄自他书。该书的重点是钱图，数量比较多，但质量没有比前人提高，这表现在内容上，表现在假钱上，表现在雕板的技术上。内容上，一些同钱币没有关系的所谓无考别品、变体奇品、压胜正品、压胜吉语、压胜生肖、神圣仙佛、无字花纹、打马格钱等就占了全部钱图的差不多四分之一。在真正的钱图中，有许多是小板别，例如明刀的背型，就有三百多种，占了四五卷，许多是重复的。虽然书法上有小分别，但先秦的刀、布本来就没有完全一样的。该书收罗的假钱不少，刀币中如九字刀和齐之化刀，方孔钱中如重十二朱、太元货泉、天祐元宝、德祐元宝、景炎通宝、乾亨通宝（辽）、太平元宝等等，都是根本没有的钱，而作者却相信不疑；并以九字刀为孤品而沾沾自喜。明代有许多年号没有铸钱，他却将一些假钱补入，其中有一些是安南钱。至于仿造、改刻的钱更是多了〔377〕。由于当时他的知友们的标榜，后人不分青红皂白，所以这部书贻害就大了。附图的特点是板别比较多，板别多对于研究的人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然而这部书是木板书，钱图刻得并不好，甚至比不上以前的书。重要的细微的分别以及钱币的艺术性表达不出来。例如造邦刀背有〇形的，正面的缘有两种制作，一般是不断缘的，但有些有断缘的痕迹，由于李佐贤和雕板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完全没有反映在该书的两枚造邦刀上。中国钱币上的文字，有些原是有艺术价值的，但是在这部书上却刻成一样。李佐贤还有《续泉说》一种，这里他不但没有创见，而且不肯吸收人家的好意见，例如他否认空首布同钱镈有联系，他反对釿字和睘字的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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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康（子年，公元1810—?）的著作有《观古阁丛稿》、《观古阁泉说》、《大泉图录》和《续泉汇》。《观古阁丛稿》尽是题跋一类的短文，且有题咏，没有什么大的价值。《观古阁泉说》的体裁近似戴熙的《古泉丛话》，是关于他个人所见所闻以及耆旧风流、交游韵事。《大泉图录》包括咸丰、同治两朝大钱，附新疆钱以及清代开炉钱等。《续泉汇》是续李佐贤的《古泉汇》。鲍康是比较受人重视的人，也只是在鉴别方面比人家强一些。他也以此自负。但他对九字刀不加怀疑，并且说会昌开元中以扬字为最少，可见他在鉴别方面也不是没有疏漏。他的研究方法和内容还是老一套。他以宝德局咸丰钱为湖南常德所铸，并且误认叶尔羌为乌什。永字龙凤通宝是首先由他著录的（《续泉汇》），他以为是仿造韩林儿的龙凤钱。不过这钱至今还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文字有点像洪武钱，但钱的制作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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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咸以后，钱币还是继续出土，数量很多，但是未见过的钱币越来越少。因此后来的钱币学家只能作些零星的补充，在看法上也只有一些个别的发明，没有称得上划时代的著作。这方面可以胡义赞（石查）和吴大澂（清卿）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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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钱币学著作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通史体，从古到今，作全面的叙述，取材力求完备，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清以前的钱谱、钱志大都属于这一类，只有繁简不同。另一种是专史体，或专一个朝代，如唐与昆的《制钱通考》，只谈清钱，到道光时为止；或专一类钱币，如鲍康的《大泉图录》，专收大钱；或有一定的重点，如马昂的《货布文字考》，专论刀布的文字。还有一种是札记体，只谈本人的心得，不求系统性，如蔡云的《癖谈》和戴熙的《古泉丛话》。在考证方面，蔡云比戴熙深入一些，文字方面则《古泉丛话》比《癖谈》写得生动些，因其从趣味出发，以掌故为主；但同其他许多著作一样，内容支离破碎，不是一个互相连贯的整体。无论如何，清代钱币学著作的这种有类可分的现象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尤其是第二种类型的著作表现出一种专门化的倾向，对钱币学的钻研越来越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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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嘉道和咸同年间的这些人都是官场中的人物，能书善画，也作作诗。彼此熟悉。即使不识，也会因为嗜好相同而结识起来。同在一地的人往往定期碰头，出示新得，进行讨论，或交换拓本，可谓极一时之盛。这种情况是前代所没有的。这对于钱币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一班人著书，不是为利，而是从玩好出发，多少带一点交游应酬性质，所以书中往往互相标榜。钱币的出藏、转手，为他们生活中的大事。正由于此，所以他们虽然另有正业，却肯穷毕生精力来研究钱币。这种热情，加上他们的财力以及所享受的闲暇，论理应当使这一门科学提到很高的水平。然而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还不是十分合乎科学，知识面不够广，逻辑性不够严密，所以许多论断似是而非，成就还是不理想，甚至有些不应有的错误。当然，考证上的错误和判断上的错误，有时是难免的，是可以原谅的。钱谱中往往有伪品，几乎没有一部钱谱能免，只是多少的问题。在这方面，总是后来者居上，不但由于方法的进步，而且在于参考资料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应该体念前人的困难。但有些错误是应当可以避免的。例如官修的《钱略》把南宋临安府行用的钱牌上的“省”字解作中书省的省，这就证明那些翰林们只想做官，不肯读书，其实宋代文献提到省陌的地方是很多的。又如唐与昆明明没有见过西藏的乾隆宝藏，偏偏要在《制钱通考》中画出不伦不类的图样来，居然自称拓印，可是他做学问的态度不够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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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批评和反批评。比如陈介祺说曾对《古泉汇》中一些释文进行批评，李佐贤也有辩论，在李佐贤的《续泉说》里，将陈介祺的评语同时刊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风气。清代钱币学之所以有显著的发展，这种良好的风气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陈介祺毕竟主要是一个金石学家，所以他说刀、布、圜法以摹文、释文为第一，记斤权为第二，图形制为第三〔378〕。这种标准施之于铜器也未必完全妥当，对于钱币肯定是不适宜的。可是鲍康在《观古阁丛稿》中说：论斤权须以初次鼓铸者为断，铸久则寝轻小。这完全是从衡法的考证着想，不能说是全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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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和清以前的钱谱，图样都系木刻，与原钱形制，不无出入，这对于小板别的研究是一种障碍。倪模的《古今钱略》有《洋钱》一项，雕板人不懂外文，几乎尽失原形，无法辨识。李佐贤的《古泉汇》也受了同样的限制。所以在影印的办法通行以后，旧日的木刻钱谱几乎可以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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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关于钱币学的著作，自然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如道咸间刘师陆的《虞夏赎金释文》，书名就犯错误。张崇懿的《钱志新编》，伪钱很多。此外如《泉宝所见录》，以转抄为主。一般钱谱所列书名很多，对于书的内容则不加审查分析，只是有闻必录，所以一些毫无价值的书却不断地被人介绍，不加评论。这种情况不限于钱币学方面，而是过去中国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喜欢罗列，没有轻重，没有选择，没有分析批评。一部价值很大的著作，同一本毫无价值的书，在史书中往往受到同样的重视，占据同样多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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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钱币学的发展，同收藏家之多以及他们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有些收藏家同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经常有接触交往，他们也参加研究和讨论，其中有些有一定的造诣，他们的造诣不一定低于有著作的人，只因他们不述不作，不为后人所知。他们的贡献往往包含在他们的亲友的著作中。例如离石、睘、屯（纯）等字是胡义赞释出来的，陈介祺说九字刀全是假的，賹字是刘心源认出来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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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关于钱币的书虽然很多，但钱币学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明代的崇祯钱，就没有一个人好好地做过研究工作；他们最多只把各种背文罗列下来，以多见自负，但是到底某种背文是什么意思，就不去求解答了。近代中国研究历史的人，倾向于抓两头，忽视中间。钱币学方面也是这样。大部分人不是喜欢近现代的金银铜币和纸币，便是喜欢古代的刀布，中间一大段就不那么热门，特别对于明代钱币，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如果把钱币学真正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那就一定要关心那些薄弱的环节，使这门科学得到全面而平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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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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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