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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和银号在乾隆年间很活跃〔432〕，钱价的波动，多少受它们的操纵〔433〕，例如乾隆五年闰六月浙江因钱少价昂，当局开炉鼓铸，但因官钱的兑价低于市价，钱铺串通投机分子加以收买以牟利〔434〕。所以当局的应付，也是以钱庄为对象〔435〕。当时它们的存款业务已相当发达；政府的公款，往往存在钱店中，这样提高它们的信誉不少，因而更能获得私人存款〔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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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的放款利息，比典当要低得多。乾隆年间的典当利率大概总在二分以上。它们对存款也给一分以上的利息。而钱庄的放款利率不到一分。乾隆四十三年牛庄用住房向钱店押款，利率是八厘〔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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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北京的钱铺不但从兑换中取利，而且发行钱票，有些甚至陡然歇业逃匿，使持有钱票的人无从兑现〔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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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还是盛行这种投机倒把的事。当时北京城内总有四五百家，有些是康熙、乾隆年间开设的。但无疑有许多是资力薄弱的，即使不是有意欺骗，也可能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倒闭后对于持有钱票的人，最多只能付以几成现钱。道光十年由都察院奏定新章程，规定关于歇业钱铺的处理办法。并规定新设钱铺要由五家钱铺担保；如果这五家中有倒闭的，就要找一家补保。然而这种规定只是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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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清廷也曾设立政府的信用机关，由内务府在北京设立官钱铺五家，发行钱票。另外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官银号，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的税银，都由官银号代收。例如广州就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由海关设立一家银号，除收入关税外，还作普通信用业务。银号工作人员自四十人到六十人。以税收的千分之八作为经费，但另有其他收入，特别是纹银的作价上，可以取得很大的利润。因为海关是以纹银计算，而实际付款多用银元，兑换率由银号决定。这家海关银号有两家分号〔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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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太平天国革命在北京的钱业界曾引起一次挤兑的风潮。二月中旬，北京谣言很盛，持有钱票的人，一齐到钱铺去兑现；昼夜填街塞巷，大家争先恐后；钱铺措手不及，纷纷倒闭，十五日一天内就关闭了两百多家。有些粮店也受到影响而倒闭。但到咸丰九年九月间，北京城内又有五百一十一家钱铺，其中有三百八十九家是道光十年以前设立的，没有互保关系；其余一百二十二家是有联保的。另外还有金店、参店、烟店、布店等，不挂钱幌，但也兼营银钱兑换业务。钱铺虽有互保，但五家铺保中，总有一二家或三四家已经关闭，它们发行钱票的数目，是它们资本的许多倍。一家钱铺关歇，往往有盈千累万的钱票在人民手中，这些钱票最多只能兑到几成现钱；人民一点保障也没有。县署的承办房书接受贿赂，不照章程办事；贿赂若少，则多方留难，贿赂若多，则房书代为捏写保状，甚至有用关闭几年的铺户来担保新开的钱铺的。所以咸丰九年九月间当局又定出限制章程，加强互保制度〔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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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福建的钱铺也发生挤兑的现象。这也是由于准备金不够，钱票不能维持兑现。军警也弹压不住。五月十七日甚至引起民变，一些钱铺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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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年间也设立了许多家官钱铺。四家所谓天字官钱铺，五家乾字官钱铺，五家宇字官钱铺，总共十四家。目的是推行大钱和纸币。但清朝的私营钱铺，同政府多少处于对立的地位，乾隆年间是这样，咸丰年间还是这样。譬如在咸丰四年的时候，一般钱铺对于政府发行的纸币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有意压抑，以致一般人民重私票轻官钞。所以官钱铺总是难以持久，咸丰年间的这十四家官钱铺，不到几年都关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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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年底，上海有几家银号曾发行银饼。从事发行的有三家，即王永盛、经正记和郁森盛；详情已在前面叙述了。这几家银号似乎是私营银号，但币面注明由朱源裕监做，这朱源裕可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人。实际铸造则由银匠经手，银匠的名字也铸在银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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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年间已通行期票的名词，官吏俸银，给予期票，到期向银号取款〔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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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钱铺关歇的问题，还是严重。北京城内，几乎每月有几家关歇，甚至有些资本比较大、历史比较久的，如乾源、公源、源隆等，也在同治八年关歇了。这种关歇行为的动机多是不好的，每家所收揽的存款，自五六万串到一二十万串。这些存款很少是官吏或富人存进去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财产知道怎样保护；大半为佣工贩贾的零星存款，由一两串到二三十串。这些人的需要是很迫切的，如果钱铺关歇，就是将来有全部付清的希望，也是缓不济急的，所以总是听任司坊皂吏用两三成现钱将钱票加以收买，等到衙门判决清偿的日期到了，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亲自到官署去照数面领，穷人则不容易进衙门，而且手中存票也不多，即使能领到两三成，也恐怕还不够应付衙门里的勒索，所以多放弃权利。一家钱铺若是发行十万串的钱票，关铺后只要用一二万串便可以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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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票似乎是根据存款而发行的，至少它的起源大概是这样。所以它的形式和收据差不多。收到顾客的现钱，即填发一张“寄存现钱若干文”的收据，这种收据既是认票不认人，自然会慢慢地在市面流通起来。后来除各种印章以外，连“寄存现钱”等字都不必用笔写，而用印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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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铺和银号是采取独立经营制，不是分支连锁制，所以单位多而规模不大。不论官营或商营，都是这样。但也有例外，特别是在晚清，例如上海源丰润银号，就有分号十七处，分设在各省城及商埠。但一般钱庄银号，在规模上比不上同时代欧洲的银行。例如英格兰银行一成立便有一百二十万镑的资本，一镑以合白银三两计，共值三百六十万两。固然当时欧洲的私人银行，规模要小得多，但中国的银号，普通只有几万两的资本。乾隆年间和珅的银号，每家资本平均就不过六万两〔442〕。中国的钱庄银号，数目多、规模小、独立、分散，不过同当铺比起来钱庄和银号要算是发展得快的。当铺经过千年的演进，业务的扩充改进很有限。而后起的钱庄银号，倒在一两百年之间就走到当铺的前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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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号和钱庄的业务虽差不多，但因为有一部分钱庄还是以兑换为专业而没有能力作存放款。而银号大概很少专作零兑，因此大家觉得银号规模比较大。道光年间已经有所谓烟钱铺〔443〕，卖烟兼换钱，这是日后都市上最多的一种店铺，和明朝中叶的钱米店的性质差不多，要算是最低级的钱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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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几十年间，是钱庄银号的最盛时期。它们的活动中心，渐移到长江流域，尤其是集中在上海。然而其间也遭受过几次打击：第一次是太平军攻打上海的时候。南市的钱庄倒闭的很多。战后上海异常繁荣，不过钱业的重心移到北市去了。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单是汇划庄便有一百零五家之多〔444〕，其中设在南市的有四十二家，设在北市的有六十三家〔445〕。所谓汇划庄就是上海的大钱庄，他们组织一家汇划总会，作为一种清算机关，加入汇划总会的就叫作汇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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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中法战争的时候。上海市面很萧条，也有许多家钱庄倒闭。八九年间发生倒账风潮。有一丝栈亏空倒闭，钱庄中被连累的有四十家。倒闭的商店也有二十家。九年开市，南北两市的大小钱庄只有五十八家〔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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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光绪二十三年的贴票风潮。当时因贩运鸦片有厚利，市面对现款需要殷切，因此钱庄出重利吸收存款，以放给商贩。有些奸商利用商民贪利的心理，假设钱庄来骗取存款，到期不能付现，因而影响正当的钱庄，结果倒闭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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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一带的信用机构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的时候，遭到一次重大的打击。抢掠之后，继以焚烧；库银房屋和契据都荡然无存。当时北京的钱庄有三百多家，大概没有一家幸存的〔447〕。其中最大的四家，即所谓四大恒，现银全被联军抢去，搬运了三天〔448〕。清朝的金融中心本在北京，自太平军失败之后，上海日渐繁荣；经过义和团运动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乃真正移到上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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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是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的橡皮风潮。当时有一外国人在上海开设橡皮股票公司，大事宣传，说橡皮事业怎样可以赚钱，许多商人向钱庄借钱买股票，钱庄自己也购买；后来那外国人卷款逃回本国，大家才知受骗，倒闭的钱庄有几十家。例如上面所提到的源丰润就在九月六日倒闭，共亏公私款项两千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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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汇划庄又叫作大同行。其余的钱庄统称为小同行。小同行中分为元亨利贞四个等级。元字庄叫作挑打钱庄，有时候也经营存放款，但数目比较小。从前运送制钱，都用人挑送，当时称之为挑担钱庄，后来讹为挑打钱庄。亨字庄又叫作关门挑打，对于每天的收解，都托汇划庄和元字庄代办。利字庄不做存放款，只做银钱的趸批买卖，也做零兑，所以又叫作拆兑钱庄。贞字庄最小，就是所谓现兑钱庄，专做零兑生意，兼卖香烟〔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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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中国设立第一家新式银行，里面职员多为钱业界的人。但仍不能同钱业竞争。单就存款来说，各省各关存解的官款，仍旧存在私营的银号钱庄，而不存到奉旨设立的银行去〔450〕。至于一般商民，自然更是同钱庄往来。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外国人为保护他们在上海的产业，曾同钱业合作，以维持上海金融，可见他们承认钱庄在上海的重要性〔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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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钱庄的业务，大概多少受了外商银行的影响。除普通存放款以外，还有贴现〔452〕，这是中国旧时所没有的业务。当时市面上的票据有期票〔453〕、庄票〔454〕、汇票〔455〕、银票〔456〕等。在法律上，钱庄在清末已包括在银行之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的《银行通行则例》所列举银行经营的业务如票据贴现、短期拆息、存放款、买卖生金银和兑换、代收票款、发行汇票和银钱票等，都为钱庄所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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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地清末有两百多家钱庄，其中有四十家汇划庄。它们除了资本和存款外，常向外国银行借款，利息是七厘，转放给商人，则为一分〔457〕。其他各省市的钱庄或银号数目，没有统计。康有为说：广州有银号二百七十三家〔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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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各省纷纷设立官银钱局。这无疑是仿照中央政府和海关的办法。最初似乎是招商设立，所谓官督商办，不用本省的名义，后来改为官营或官商合办，往往冠以省名。吉林在咸丰六年就设立通济官钱局，发行银票。光绪二十二年改设永衡官帖局，二十四年又改为吉林官银钱号，发行永衡官帖。奉天原设有华丰官银号，光绪三十一年改为奉天官银号，宣统元年再改为东三省官银号。山东也有通济官钱局，后来改为山东官银号。新疆所设的官钱局，都冠以地名，如迪化官钱局、伊犁官钱局等。光绪二十年代所设立的机构大抵都冠以省名，如陕西官银钱号、湖南阜南官钱局、湖北官钱局、河南豫泉官银钱局等。有些省份的机构名称先后不同：除吉林、奉天的以外，湖南阜南官钱局后来改为湖南官钱局，陕西官银钱号于宣统二年改为秦丰官钱局。江西在光绪二十八年设立江西官钱局，但在光绪三十三年改为江西官银钱号，在南昌设有总号和分店，各属设有分号〔459〕。有些省份不止一家，如新疆有迪化官钱局、伊犁官钱局、塔城官钱局、阿克苏官钱局和喀什噶尔官钱局。江南则在南京有裕宁官银钱局，在苏州有裕苏官银钱局。到清代末年，设有这种机构的还有广东、广西、黑龙江、热河、安徽、福建、浙江、甘肃、贵州、山西等。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有自己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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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省机构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官钱局和官银号有等同起来的倾向。有些省份在当初也许考虑到这两个名称的原意，如果计划发行钱票，则设立官钱局，发行银票，则称为官银号；但后来就不加以分别了，因为许多机构既发行钱票，也发行银票，因而就统称或改称为官银钱号或官银钱局。例如在直隶，天津银号于光绪二十九年发行银两和银元两种钞票，保定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天津于三十二年二月发行银两票。又如江西，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前，只发行钱票，所以设立官钱局，但光绪三十三年同时发行钱票、银两票和银元票，所以就改称官银钱总号。可见这种机构的主要工作就是发行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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