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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钱币考》乾隆十年：“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其银皆范为钱式，来自西南二洋。约有数等：大者曰马钱，为海马形；次曰花边钱；又次曰十字钱。花边钱亦有大中小三等：大者重七钱有奇，中者重三钱有奇，小者重一钱有奇。又有刻作人面，或为全身，其背为宫室器皿禽兽花草之类，环以番字。亦有两面皆为人形者。闽粤之人，称为番银，或称为花边银。凡荷兰佛兰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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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庸盦笔记》，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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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ch. LXⅧ，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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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清宣宗实录》卷一六三，道光九年十二月乙亥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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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把美国的第一版银元上的自由神看作华盛顿像。这种错误在美国本国也有人犯过。美国钱币学界称这种银元为flowing hair，为披发的意思，译为蓬头，也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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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诸联《明斋小识》卷一二《洋钱》：“闻古老云，乾隆初年，市上咸用银。二十年后，银少而钱多，偶有洋钱，不为交易用也。嗣后洋钱盛行，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有小洁、广板、建板、闽板、浙板、锡板、苏板之名，三工、四工、工半、正底、反衣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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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关于白银输入的数字，请参阅本章第二节四“清代白银输入表（一）”。这是最低额。自嘉庆十二年到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由中国输出的白银而有确数可查的是七二四三九九六九元，其他国家曾输出四〇七三八一六元（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这就说明自康熙二十年到道光十三年输入中国的白银总数当在一亿七千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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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邹弢《三借庐笔谈》（光绪初年）卷五《鹰洋》：“英法两国所用之洋，各有款式，彼此不能通用。今中国所用之洋，面上有鹰，遂误鹰洋为英洋，谓洋自英吉利所铸，而不知非也。此洋皆铸自墨西哥，运来中国；实与英吉利无与。此洋亦不能用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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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W.F.Spalding, Eastern Exchange, Currency ＆ Finance,p.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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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东华续录》乾隆一一二，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乙丑：“御书寿字以赐，以为新春吉庆。并加赏金线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内分贮金钱二个，金八宝一分。”《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九第三乾隆六十年十二月谕曰：“……特赏福康安和琳……金银钱各二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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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一第四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东华续录》乾隆一一六，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谕：“再所定藏内鼓铸银钱章程，亦只可如此办理，藏内既不产铜，所需鼓铸钱文铜斤，仍向滇省采买。自滇至藏，一路崇山峻岭，购运维艰，自不若仍铸银钱，较为省便。但阅所进钱模，正面铸乾隆通宝四字，背面铸宝藏二字，俱用唐古特字，模印并无汉字，于同文规制，尚为未协；所铸银钱，其正面用汉字铸乾隆宝藏四字，背面用唐古特字亦铸乾隆宝藏四字。……”《大清会典》卷二一《户部》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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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卫藏通志》卷一〇《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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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C.F.Remer, Readings in Economics for China,p.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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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清史稿·食货志五·钱法》道光十三年黄爵滋《奏纹银洋钱应并禁出洋疏》。同书卷一七二《祁嶲藻传》：“道光十九年……并禁漳泉两府行使夷钱夹带私铸者。”林则徐《苏省并无洋银出洋折》（道光十五年）：“内地镕化纹银，仿铸洋银，如原奏（指黄爵滋）苏板、吴庄、锡板等名目，向来诚有此种作伪之弊，然仿铸原以牟利，自必搀杂铜铅，然后有利可牟。而民间近来兑验洋银，极为精细，苏板等类，较洋板成色悬殊，以之兑银，价值大减，是以客商剔出不用。”《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四一道光十三年七月庚申谕：“兹据该御史（黄爵滋）奏称，纹银出洋有禁，而洋银出洋无禁，内地仿铸洋银者多，诚恐不能尽绝偷漏。”盛子履《泉史》（著于嘉道年间）卷一四《洋钱》：“特洋钱盛行之后，内地仿铸者兴。洋钱通行。且外洋铸钱，本非足色好银，仿铸者银色更低。甚至包铜和锡，纷纷作伪。夫以七钱二分之低银，可易千余文之制钱，贸易货物，则又虚抬其价，于是沿海奸民，视为利薮，足色好银搀和铅铜，以铸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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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光绪三年三月初七日《申报·论自铸银钱之便》。又冯桂芬《罢关征议》：“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拆之为零银，银饼遂废。”（《校邠庐抗议》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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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一《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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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平贼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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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周腾虎《铸银钱说》。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八《户政·钱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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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连雅堂《台湾通史》（著于1920年）第八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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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S.Well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1863）, 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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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连雅堂《台湾通史·度支志》：“咸丰三年，林恭之变，攻围郡治。塘报时绝，藩饷不至；而府库存元宝数十万两，滞重不易行。乃为权宜之策，召匠鼓铸，为银三种，曰寿星，曰花篮，曰剑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钱八分，银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库二字，所以别洋银也。是为台湾自铸银元。”这里所谓花篮，应当是指如意银饼背面的聚宝盆。剑秤是指笔宝银饼，笔和剑相像。寿星银饼是道光年间开铸的，也许咸丰年间续有铸造。但如意和笔宝似乎不应当是同时同地为同一单位所铸造。如果是同一单位，那么，时间上应稍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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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曾友之说见1939年出版的蒋仲川、王守谦合著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有些版本用蒋的名义，有些版本用王的名义）。关于曾国荃漳州军饷的原文是：“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军在漳州起事，清廷派曾国荃讨伐，事平，即在漳州铸造漳州军饷，正面有曾国荃签字，计重库平七钱强。”又说左签字的为“同治二年清廷派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四年（公元1865年）五月左军克服漳州，铸左宗棠签字之漳州军饷，计重库平七钱弱。”蒋仲川是袁世凯的外孙女婿，自己又是军界中人，这些资料大概是从军界方面听来的。然而所谓曾签字左签字乃是捕风捉影，即使所谈的历史背景可信，也不会由曾左等人签字画押，大概是出于下面监铸人员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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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郭沫若《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历史研究》1963年第一期）和《再谈有关郑成功银币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二期）。在第一文中，认为所谓曾签字的应为国姓大木，郑成功被赐明朝的国姓，原名大木。所谓左签字的应为朱成功三字的合写。两者铸于1649年到1652年间。我曾提出两点意见。大意是：第一，乾隆以前，外国银元在中国不以个数流通，中国不会铸造外国式的银元。第二，漳州军饷有边纹，这边纹是仿本洋的边纹，但本洋的铸造是18世纪的事。在郭的第二文中对我的两点意见提出了答复。对于我第一个问题引连雅堂的《台湾通史·度支志》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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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当是时，海舶通商于西南洋者络绎于道，故钱货多随商务以来，而吕宋银尤夥，是为西班牙政府所铸。面画王像，则台人所称佛银者也，重六钱八分，市上贸易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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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讲的是台湾的情形，本不一定适合于漳州。台湾曾被荷兰人侵占过，可能情况有点特殊。可是这一段话证明我的论点也适用于台湾。不管其第一句用的是什么年份，到西班牙的面画王像的佛银经吕宋流入以后，贸易才以此为准。所谓佛银，也叫佛头银，即指有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头像的银元，查理三世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即位的，那以前西属美洲殖民地只铸过老双柱、切币和新双柱，没有铸过“面画王像”的银元。因此不可能在永历年间就有流通。对于我的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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