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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清文宗实录》卷二九三，咸丰九年九月谕：“御史徐启文奏《请严禁私销私铸以通钱法》一折，据称京师现行之铜当十钱，最为饶裕，近日骤行短绌。推原其故，京中铜当十钱，一文仅抵铜制钱二文，若改铸制钱，可得三四文，必有奸民牟利盗销改铸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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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清文宗实录》卷三一八，咸丰十年五月谕：“御史朱潮奏……佥称大钱短少，并有奸民将当十大钱，毁质私铸，计当十大钱一枚，可作轻薄制钱五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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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刘毓楠《官票壅滞……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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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沈葆桢《官票碍难停止酌拟办理情形折》（《沈文肃公政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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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刘坤一《遵议酌提制钱解津备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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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信征润集》（同治七年作）卷上《草鞋翁》：“西城外有一周顺兴，年六十余，开一零卖酒店，列桌数张，来饮者二文一杯，发芽豆一钱一碟，用五六文钱便可饮醉。……有卖草鞋者，隔数日即来饮。……其所卖之草鞋，七文钱一双。”《信征载集》（同治九年作）卷下《孽缘》：“有赵生某，往水德庵看演戏。午后至桥边小店内，酒三文钱一杯，五香煮豆二文钱一碟，用钱不多，已得半醉。”《信征别集》（同治六年作）卷下《田佣》：“乃来本寺放牛，及年力壮，则守耕耘之事。暇则洒扫担水柴火泥土重致远，力所能为者，无不为之，问工钱若干，曰初来数年则无，近二三年月得三百钱亦足衣食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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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中外大事汇记》（光绪二十四年）《京师钱业》：“京师用钱，名目繁多，有票钱，有大个钱，有二路钱，有原串钱，背铸当十二字，均系一文作两文用。大个钱质地厚重，向用于内城及近内城外一带市面。原串钱质地极薄，如外省一文作一文用之沙壳钱相等，惟多当十二字，亦以一文作两文用；向用于外城一带者也。自奉旨禁钱店挑剔钱色后，于是近内城一带人入市买物者，均不用大个钱，而改用原串钱。原串与大个钱约八与十之比例，如兑洋一元，大个钱八百，原串钱可作一千。商人以奉旨禁挑，不敢争论，于是向日所用之大个钱，即有商人贩运出京，改铸二路原串等钱。约大个钱一文，可铸二路钱二文，原串钱三文；是真绝好一桩利市三倍之生意也。”（十月《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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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表中数字系根据海关统计，见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文集》二一）。但原数字系以海关两为标准，兹为求统一并为比较便利起见，将海关两换算成库平两，按库平一两等于关平九钱九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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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据上海英国领事馆的报告，乾隆以后的制钱，每百文的重量如下（见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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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野叟曝言》第一六回说馒头是四文钱一卖，一卖大概是四只，至少是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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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儒林外史》第一七回：“于是走进一个馒头店……那馒头三个钱一个，三公子只给他两个钱，就同那馒头店里吵起来。”可能当时正是由两文钱一个涨到三文钱一个的过渡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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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官场现形记》（光绪二十九年作品）卷二：“后来又说他今天在路上买馒头，四个钱一个，他硬要五个半钱一个；十二个馒头便赚了十八个钱，真是混帐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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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光绪二十三年御史陈其璋《请饬户部添铸铜圆折》：“议者或谓铜圆无异当十大钱，与其改造铜圆，何如整顿大钱，尚属我行我法，不知大钱虽系当十，而轻重不一，大小不齐，势不能信用于各省。”（见左宗棠《光绪乙未后奏议辑览》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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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据海关报告，光绪二十八年，银元一元，苏州作八十八枚，杭州作九十枚，胶州为八十枚，安庆九十五枚。三十一年上海为九十二枚到九十五枚。宁波为九十五枚（耿爱德《中国货币论》第三九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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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各局之铸铜元，其原料，每铜一千斤而掺以亚铅五十斤，铜之市价每担约三十五两内外，亚铅每担则一两内外，故铜元原料每担所值实不及三十五两，而可以铸八千枚。故龙圆每元应得百六十九枚，库平每两应得二百二十八枚。更以制钱比较之，现行制钱一千文中，含有纯铜量二斤八两，专就铜以求其比价，则铜元百枚，等于制钱六百九十四文，而制钱现在之市价约每千五百文而易一两，故铜元当二百十三枚而易一两。每百枚应值银四钱四分八厘。”（《饮冰室文集》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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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梁启超所记各年份铜元铸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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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九年及宣统年间所铸的不在内，此外还有民间及外国人私铸的。梁启超估计在清末有铜元一百四十亿枚（见《饮冰室文集》二一《各省滥铸铜元小史》）。这数字似乎太少。另据民国二年十二月财政部泉币司的调查，大小铜元铸行之数已达二百九十余亿枚，所以清末铜元铸造额应有二百亿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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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根据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五编第三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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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刻书工价之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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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光绪三十四年给事中高润生《整顿圜法宜权利弊而定指归以为划一币制基础折》说：“铜元既非民所宝，宜毅然罢去，而规复旧制钱本位，并急定银币之制，俾制钱与银元直接相权，除去大小铜元数层间隔。”这种见解的确与众不同，但当时不大有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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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信征别集》卷下《田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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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中国经济全书·清末工匠之赁银及其支给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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