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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国商人只准使用新币，凡外人持有金币者，得照法价换取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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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换得之金币宜行存储，以备支付外债及改铸金币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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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精琪的十七点建议见Gold Standard in International Trade，Repor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into China,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anama, and other Silver-Using Countries and on Stability of Exchange （1904）。反对精琪提案最激烈的为刘世珩和张之洞等人，梁启超也于光绪三十年著《中国货币问题》，加以介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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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清朝续文献通考·钱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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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清朝续文献通考·钱币考》光绪三十三年度支部奏：“该大臣原奏：大率以用金之国日多，金价日昂，故用银之国，必改用金。日本为最后用金之国，其金币银币原质之较量，不过以二十八而准一，其制成银币，高于银块时价十分之二。若以日本银币为率，借以稽我国输出之款，则赔还洋款赎回铁路以及约计武备等费，皆节省二成，计年可省银一千七八百万。又以中国人民四百兆，当铸八百兆银币，银币既高于银块十分之二，若岁铸银币一百兆枚，则可得铸羡一千四百余万。又以八百兆为银币准数，而以五之一制钞，可得钞羡一千四百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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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Chinese 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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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光绪三十年七月张之洞《奏驳虚金本位疏》：“查外国商务盛，货价贵，民业富，日用费，故百年以前多用银，或金银并用，百年以来，欧洲各国专用金者始渐多。三十年来，各国遂专用金，盖商日多，费日广，货日贵。一物之值，一餐之费，罕有仅值洋银数角者；中人一日之需，断无仅值洋银一圆者，故以用金为便。中国则不然，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庶民食用俭，故日用率以钱计；其贫民每人一日口食仅止一二十文，中人一日口食仅止六七十文；……其沿海沿江通商大埠，尚参用生银银圆，而内地土货，无论巨细，买卖皆用铜钱积算，虽大宗货易，间用生银折算，然总以钱为本位。大率两广滇黔及江浙之沿海口岸市镇，则用银者十之七八，用钱者十之二三；其上游长江南北之口岸市镇，则已银钱兼用，若长江南北内地之州县，则银一而钱九，至大河南北各省，则用钱者百分之九十九，用银者百分之一二。今计中国全国，仍是银铜并用，而用铜之地，十倍于用银之地。大率中国国用皆以银计，民用仍多以钱计。是中国虽外人名之为用银之国，实则尚是用铜之国。……目前中国情形，若欲行用金币，不但无金可铸，即有金可铸，亦非所宜。……窃谓此时唯有先从银铜二币入手，讲求画一畅行之策，然后酌定银钱相准之价，每银一两，限定值钱若干……二十年后……果须参用金币，再行斟酌试办。……五十年后……中国已成为用银之国，则必可兼用金币矣。”（《张文襄公全集》卷六三《奏议六三·虚定金价改用金币不合情势折》）《清朝续文献通考》光绪三十三年：“自精琦议行金汇兑本位制，国人和者继起。张之洞奏陈痛驳，梁启超至斥为童稚之言。平心论之，所驳虽未中肯，而环顾中国现象，却亦未可轻试。盖金汇兑本位，必负汇票贴平之义务。主是制者亦认此亏，谓有银币抬高之利挹注有余。不知我国银币尚未统一，民间习用生银铜元已久，一时不易变更，是所谓利，尚属理想，而汇兑之亏，无可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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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Gold Standar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por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into China,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anama, and other Silver-Using Countries and on Stability of Exchange,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22, 1904, by the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4, pp.4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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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叶德景关于中国货币史的著作有光绪二十七年的《中国通货》（Chinese Currency，Shanghai，1901），另有《中国的银行业与物价》（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Shanghai，1905）。《中国通货》共一百五十一页，分为五篇：一，中国的通货；二，铜；三，白银；四，黄金；五，关于中国通货的十八篇论文。全书虽然也按时代分先后，但不是一本有系统的历史著作，而是一百三十篇短文的集子。此外还有布锡尔（S.W.Bushell）和拉库配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等人也研究中国货币，但对象是钱币。摩斯的著作中也注意中国货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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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宣统三年日本秀光社印本，上下二卷。见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39年8月下篇第八章“增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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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倪模《古今泉略》引潘毅堂存抄本，说原有图而未及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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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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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古今泉略》说江秋史《钱谱》二十四卷，第一卷为清朝钱，二卷至五卷为古刀布，六卷至一七卷为周至明历代钱，一八卷奇品，一九卷杂品，二〇卷厌胜，二一卷伪品，二二卷外国，二三卷洋钱，二四卷钱范和钞。全书有图有说，各加考据议论。并说：江德量死后，由宋葆淳（芝山）交给初尚龄的哥哥彭龄代刻，后来没有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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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丁福保说：江德量《钱谱》的精华，已采录于《吉金所见录》（见《古钱大辞典·例言》），这使初尚龄蒙上了篡夺嫌疑。丁福保大概是根据倪模的话推想出来的，他自己没有见过《江谱》，如何知道《吉金所见录》采录了《江谱》的精华呢？查江德量死于乾隆五十八年，《吉金所见录》在嘉庆五年经过一次改写，在时间上的确可以采纳《江谱》的资料；但《吉金所见录》中没有藿人（布），而把字释作黄字，也没有安邦刀。《江谱》所犯的一些错误，也不见于《吉金所见录》。有些共同的释法如甘井和潞，初尚龄是引刘师陆的话，除非这是有意的避开。实际上，初尚龄是不大欢喜抄袭的，倒是倪模喜欢抄袭。又《吉金所见录》和《江谱》两者卷目的内容和编排也不一样，《吉金所见录》没有清钱，也没有洋钱。看来这一公案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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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书后有道光丁亥（七年）夏五月果泉陆准的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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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戴熙此书原只有稿本，由他自己用瘦金体书写，大概附有图样。现存的刊本是他死后根据鲍康和胡义赞两人的抄本经过核对后由吴大澂编修并手录的，同治十一年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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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古泉丛话》卷三《大齐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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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嘉荫簃论泉绝句》出于《古泉苑》之后，有道光十八年张开福跋，刊于咸丰乙卯（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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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鲍康《观古阁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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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罗振玉《俑庐日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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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书中附有图样的有唐高宗的大唐宝钞壹贯、拾贯。武宗的大唐颁行宝钞一贯到十贯十种。宣宗的大唐军纪宝钞拾文、壹百、壹贯。懿宗的大唐通行宝钞拾贯和壹百贯。昭宗的大唐通行宝钞伍贯、伍拾贯、伍拾伍贯、壹百贯。天祐年间的大唐便民宝钞壹贯、拾贯、佰贯。敬宗的大唐宝钞壹拾贯、壹佰贯。还有大周通行宝钞、大宋便民宝钞等。这些大概是作者受伪造者之欺。但后人竟有相信的，如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和E.Kann的Chinese Paper Currency都曾加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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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古泉丛话》《太平百钱·定平一百》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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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鲍康《梅古阁泉说》：“孝建四铢，一面薤叶文，一面小篆；最不易得。泉话所谓都下一枚辄索二三万钱也。道光末年，南中忽出土一罂，尧仙收得数百，曾以分饷，不特大小各异，或一面倒置，有左读右读及一字正一字倒之殊，或一面横置在穿上下，有向左向右之殊；或一面倒置，一面传形；或两面传形，并四星、四圈、四决文等。孝建有两面同文，或倒置、横置、传形之别；四铢亦有两面同文并穿上下亦作四铢字者，种种奇特，多至五十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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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郑家相《古泉汇伪品》（见《古钱大辞典·总论·伪泉》）指出许多翻沙和改刻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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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续泉说·东周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