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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二五嘉庆十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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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1878年12月20日广州海关的威廉·卡特赖特（William Cartright）致北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信。见Repor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into China,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anama, and other Silver-Us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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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张祥河等《遵旨查明京城钱铺数目酌议限制章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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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王侍郎奏议》卷三《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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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庸盦笔记》所录清单中有银号四十二座，资本银四千万两。所以每家平均是九十五万余两。另据《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所收《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中则有“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每家平均只有六万两。同治年间的《庸间斋笔记》也说是“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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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品花宝鉴》第二三回：“话说子玉逛运河这一天，李元茂向子玉借钱。少顷账房送出八吊大钱。李元茂心花尽开。又想道，这些钱身上难带，不如票便当，便叫跟他的小使王仆拿了五吊大钱放在胡同口烟钱铺内换了十张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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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上海市年鉴·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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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王孝通《中国商业史》第三编第一章第一四节“清代之金融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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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光绪八年旧历十二月初，有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折款项五十六万两，突然倒闭，因而发生风潮，各钱庄赶将放款收回，但正当年底。据十二月三十日之调查，为银根紧所累而倒闭的商号有二十家。总数计一百五六十万两。钱庄中有一半停业清理（王孝通《中国商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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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庚子记事》，见本章注〔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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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第五二页《京师四大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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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引《时事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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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记·户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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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西巡回銮始末记·南省保卫记》：“西人以各国产业在上海者最巨，故尤注意。所有订约互保上海章程如下：……五、沪市以钱业为大宗，而钱业须赖银行零拆转输。若银行不照常零拆，或到期收银迨促，钱市一有拥倒，生意必皆窒碍。市面一坏，人心即震动不安，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六、钞票应照旧行用，只须道台会同各领事出示晓谕，声明各行并于收银搭几成钞票，由各钱业照付。”（《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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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官场现形记》卷三四：“回到局里一看，是一张期票。远水救不得近火……只得托本局账房朋友，花了几块洋钱到小钱庄上去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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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咸丰年间就有期票这一名词。王茂荫《王侍郎奏议》卷三《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及大员俸银，给与期票，令其届期开支。”《官场现形记》卷四：“他这人生平顶爱的是钱。自从署任以来，怕人说他的闲话，还不敢公然出卖缺差。今因……有的是现钱，就是出张到任后的期票，这位大人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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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官场现形记》卷六：“次日上府果然带了一张三千块钱月底期的庄票。”又卷八：“起初每次出门，陶子尧一定要到钱庄带几百银子庄票，一二百块洋钱钞票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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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官场现形记》卷八：“抚台亦到了，把公事谈完，随手在靴页子里掏出一张四万银子的汇丰银行的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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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官场现形记》卷三：“胡理也不答言，靴掖子里拿出一张银票，上写凭票付京平银二十五两正，下面还有个图书，却是一个四恒的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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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J.Edkins，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pp.33-34.但在另处（第二页）又说一千两放款每月收五两为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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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金主币救国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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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这里各省机构的名称和年份凡同他书不一样的多系根据纸币上的名称和年份改正的。关于江西，张家骧《中华币制史》说是光绪二十八年设立官钱号，用十足钱票。继又设官银号。二十九年将官银号归并官钱号，改为官银钱总号，并另设分号，添造九五官票。另据1933年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所编的《江西之金融》说，江西的纸币始于江西官银钱总号，也说该号设于光绪二十九年，发行纸币为十足钱票及九五官票两种。这两书的记载显然与事实不符。根据遗留下来的钞票，光绪二十八年所发行的为十足制钱票。二十九年和三十年改发九五制钱票。在二十九年的官票背面有告谕，但因票旧字小，看不清楚。三十年的票背也有三十年的告谕，说明添造九五官钱票系由于省城街市向以九五钱通行，以前发行的十足官票于民不便。三十年的官票上仍为江西官钱局的名义，不见另有什么官银号。到光绪三十三年才有江西官银钱总号发行的钱票、银两票和银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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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叶德景（Joseph Edkins）在其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 （1905）一书中，因在山西曾发现罗马的钱币，就说罗马商人在山西买铁，山西商人游行远近各地，招揽生意，成为金融业者。这是穿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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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S.R.Wagel在其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中完全根据叶德景的说法。并说自公元九百年（唐昭宗光化三年）就已经起手经营这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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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上海《银行周报》第七号第八号有东海《山西票号》一文，说是明朝中叶兴起的，“当时成立未久，势力犹尚薄弱，营业区域，仅限于北京之少数地方。及至李闯之‘乱’，消灭殆尽”。日本大正四年（民国四年）的《支那》杂志第六第七两号载有《山西票庄》一文，也有同样的说法（见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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