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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引《时事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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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记·户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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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西巡回銮始末记·南省保卫记》：“西人以各国产业在上海者最巨，故尤注意。所有订约互保上海章程如下：……五、沪市以钱业为大宗，而钱业须赖银行零拆转输。若银行不照常零拆，或到期收银迨促，钱市一有拥倒，生意必皆窒碍。市面一坏，人心即震动不安，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六、钞票应照旧行用，只须道台会同各领事出示晓谕，声明各行并于收银搭几成钞票，由各钱业照付。”（《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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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官场现形记》卷三四：“回到局里一看，是一张期票。远水救不得近火……只得托本局账房朋友，花了几块洋钱到小钱庄上去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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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咸丰年间就有期票这一名词。王茂荫《王侍郎奏议》卷三《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及大员俸银，给与期票，令其届期开支。”《官场现形记》卷四：“他这人生平顶爱的是钱。自从署任以来，怕人说他的闲话，还不敢公然出卖缺差。今因……有的是现钱，就是出张到任后的期票，这位大人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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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官场现形记》卷六：“次日上府果然带了一张三千块钱月底期的庄票。”又卷八：“起初每次出门，陶子尧一定要到钱庄带几百银子庄票，一二百块洋钱钞票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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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官场现形记》卷八：“抚台亦到了，把公事谈完，随手在靴页子里掏出一张四万银子的汇丰银行的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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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官场现形记》卷三：“胡理也不答言，靴掖子里拿出一张银票，上写凭票付京平银二十五两正，下面还有个图书，却是一个四恒的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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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J.Edkins，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pp.33-34.但在另处（第二页）又说一千两放款每月收五两为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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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金主币救国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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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这里各省机构的名称和年份凡同他书不一样的多系根据纸币上的名称和年份改正的。关于江西，张家骧《中华币制史》说是光绪二十八年设立官钱号，用十足钱票。继又设官银号。二十九年将官银号归并官钱号，改为官银钱总号，并另设分号，添造九五官票。另据1933年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所编的《江西之金融》说，江西的纸币始于江西官银钱总号，也说该号设于光绪二十九年，发行纸币为十足钱票及九五官票两种。这两书的记载显然与事实不符。根据遗留下来的钞票，光绪二十八年所发行的为十足制钱票。二十九年和三十年改发九五制钱票。在二十九年的官票背面有告谕，但因票旧字小，看不清楚。三十年的票背也有三十年的告谕，说明添造九五官钱票系由于省城街市向以九五钱通行，以前发行的十足官票于民不便。三十年的官票上仍为江西官钱局的名义，不见另有什么官银号。到光绪三十三年才有江西官银钱总号发行的钱票、银两票和银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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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叶德景（Joseph Edkins）在其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 （1905）一书中，因在山西曾发现罗马的钱币，就说罗马商人在山西买铁，山西商人游行远近各地，招揽生意，成为金融业者。这是穿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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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S.R.Wagel在其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中完全根据叶德景的说法。并说自公元九百年（唐昭宗光化三年）就已经起手经营这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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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上海《银行周报》第七号第八号有东海《山西票号》一文，说是明朝中叶兴起的，“当时成立未久，势力犹尚薄弱，营业区域，仅限于北京之少数地方。及至李闯之‘乱’，消灭殆尽”。日本大正四年（民国四年）的《支那》杂志第六第七两号载有《山西票庄》一文，也有同样的说法（见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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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日本明治四十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中文译本名《中国经济全书》，宣统二年出版）第三辑第五编《山西票庄》最初持这种主张（见《山西票庄考略》第八页）。大概是中国的一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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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徐珂《清稗类钞》：“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袭用此说的人最多。陈其田在其《山西票庄考略》中（第十页）疑心是自《支那经济全书》演绎而来。这话不确。第一，《清稗类钞》所提顾炎武规则的事，不见于《支那经济全书》。第二，《支那经济全书》所记绝非杜撰，一定是在中国调查的结果。大概这是中国当时最通行的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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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山西票庄成败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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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野叟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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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石头记》第八四回：“凤姐道，‘人参家里常有，这牛黄倒怕未必有，外头买去，只是要真的才好。’王夫人道，‘等我打发人到姨太太那边去找找。他家蟠儿是向与那些西客们做买卖，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〇六八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又谕：“兹据依龄阿奏，查得本年三月内有西客张名远从口外来苏，后来四月间有高朴家人李姓等住在他家，携带物料甚多，约值价银数十万两。……高朴家人……贩卖玉石，肆行牟利，值价数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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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吴宫保公奏议》卷四《遵旨复议银钱轻重折》。吴在道光二十三年时为湖南巡抚，二十六年可能已迁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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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山西票庄考略》引《晋商盛衰记》。另有平遥李宏龄序《山西票商成败记》说票庄创始于康熙乾隆年间。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说李正华出资三十万两，雷履泰出资二万两，于嘉庆二年创设日升昌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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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当时有会票的办法。康熙年间的《野叟曝言》中也有“壁上贴着立誓不入银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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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北京日升昌经理说，该号在颜料铺时代是叫日升长，道光十一年改为票庄，才称日升昌（见《山西票庄考略》第二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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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常提到西商，《如是我闻四》有：“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选贵州一令，贷于西商，抑勒剥削，机械百出……”又《滦阳续录五》有“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赀始归，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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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第六九页《山西多富商》：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今以光绪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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