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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S.R.Wagel在其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中完全根据叶德景的说法。并说自公元九百年(唐昭宗光化三年)就已经起手经营这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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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上海《银行周报》第七号第八号有东海《山西票号》一文,说是明朝中叶兴起的,“当时成立未久,势力犹尚薄弱,营业区域,仅限于北京之少数地方。及至李闯之‘乱’,消灭殆尽”。日本大正四年(民国四年)的《支那》杂志第六第七两号载有《山西票庄》一文,也有同样的说法(见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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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日本明治四十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中文译本名《中国经济全书》,宣统二年出版)第三辑第五编《山西票庄》最初持这种主张(见《山西票庄考略》第八页)。大概是中国的一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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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徐珂《清稗类钞》:“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袭用此说的人最多。陈其田在其《山西票庄考略》中(第十页)疑心是自《支那经济全书》演绎而来。这话不确。第一,《清稗类钞》所提顾炎武规则的事,不见于《支那经济全书》。第二,《支那经济全书》所记绝非杜撰,一定是在中国调查的结果。大概这是中国当时最通行的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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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山西票庄成败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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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野叟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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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石头记》第八四回:“凤姐道,‘人参家里常有,这牛黄倒怕未必有,外头买去,只是要真的才好。’王夫人道,‘等我打发人到姨太太那边去找找。他家蟠儿是向与那些西客们做买卖,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〇六八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又谕:“兹据依龄阿奏,查得本年三月内有西客张名远从口外来苏,后来四月间有高朴家人李姓等住在他家,携带物料甚多,约值价银数十万两。……高朴家人……贩卖玉石,肆行牟利,值价数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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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吴宫保公奏议》卷四《遵旨复议银钱轻重折》。吴在道光二十三年时为湖南巡抚,二十六年可能已迁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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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山西票庄考略》引《晋商盛衰记》。另有平遥李宏龄序《山西票商成败记》说票庄创始于康熙乾隆年间。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说李正华出资三十万两,雷履泰出资二万两,于嘉庆二年创设日升昌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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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当时有会票的办法。康熙年间的《野叟曝言》中也有“壁上贴着立誓不入银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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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北京日升昌经理说,该号在颜料铺时代是叫日升长,道光十一年改为票庄,才称日升昌(见《山西票庄考略》第二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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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常提到西商,《如是我闻四》有:“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选贵州一令,贷于西商,抑勒剥削,机械百出……”又《滦阳续录五》有“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赀始归,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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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第六九页《山西多富商》: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今以光绪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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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品花实鉴》第一三回:“这潘老爷叫潘其观,是本京富翁,有百万家财,开了三个银号,两个当铺……原籍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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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信征补集》卷上《惠慈》:“李翁陶斋……昆明人……曰,吾乡典当皆山陕人垄断焉,月利三分,年限二载,穷民可悯也。翁乃自开典当,禀请宪示,减月利作二分,宽年限作三载。山陕人讼之,由县府道司以至督抚,翁馈送各衙内外丰厚,理直讼赢。不逾时翁又曰,月息二分,穷民难应,可悯也。又禀请宪示,减作分五厘,山陕人再讼之,翁再馈送各衙内外如初,理再直,讼再赢。未久又减作押至十金,月利一分。于是山陕人皆歇业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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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信征增集》卷下《辨冤》:“本夫姓田,山西人,以放账为业。”《信征闰集》卷上《草鞋翁》:“有高姓者山西人,放债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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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杨以增《军务河工待饷孔亟请通行官票以济要需折》(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查各省银号汇兑银两,盈千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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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序》:“洎乎咸丰初年,筹饷例开,报捐者纷纷,大半归票商承办其事,而营业渐次扩张。嗣遭洪氏之变,南七省用兵筹饷,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转运艰难,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于是军饷丁糈,胥归汇兑。同治以后,基础愈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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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载《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五、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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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二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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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第七二页《山西票号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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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第七一页《山西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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