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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S.R.Wagel在其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中完全根据叶德景的说法。并说自公元九百年（唐昭宗光化三年）就已经起手经营这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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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上海《银行周报》第七号第八号有东海《山西票号》一文，说是明朝中叶兴起的，“当时成立未久，势力犹尚薄弱，营业区域，仅限于北京之少数地方。及至李闯之‘乱’，消灭殆尽”。日本大正四年（民国四年）的《支那》杂志第六第七两号载有《山西票庄》一文，也有同样的说法（见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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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日本明治四十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中文译本名《中国经济全书》，宣统二年出版）第三辑第五编《山西票庄》最初持这种主张（见《山西票庄考略》第八页）。大概是中国的一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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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徐珂《清稗类钞》：“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袭用此说的人最多。陈其田在其《山西票庄考略》中（第十页）疑心是自《支那经济全书》演绎而来。这话不确。第一，《清稗类钞》所提顾炎武规则的事，不见于《支那经济全书》。第二，《支那经济全书》所记绝非杜撰，一定是在中国调查的结果。大概这是中国当时最通行的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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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山西票庄成败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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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野叟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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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石头记》第八四回：“凤姐道，‘人参家里常有，这牛黄倒怕未必有，外头买去，只是要真的才好。’王夫人道，‘等我打发人到姨太太那边去找找。他家蟠儿是向与那些西客们做买卖，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〇六八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又谕：“兹据依龄阿奏，查得本年三月内有西客张名远从口外来苏，后来四月间有高朴家人李姓等住在他家，携带物料甚多，约值价银数十万两。……高朴家人……贩卖玉石，肆行牟利，值价数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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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吴宫保公奏议》卷四《遵旨复议银钱轻重折》。吴在道光二十三年时为湖南巡抚，二十六年可能已迁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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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山西票庄考略》引《晋商盛衰记》。另有平遥李宏龄序《山西票商成败记》说票庄创始于康熙乾隆年间。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说李正华出资三十万两，雷履泰出资二万两，于嘉庆二年创设日升昌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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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当时有会票的办法。康熙年间的《野叟曝言》中也有“壁上贴着立誓不入银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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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北京日升昌经理说，该号在颜料铺时代是叫日升长，道光十一年改为票庄，才称日升昌（见《山西票庄考略》第二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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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常提到西商，《如是我闻四》有：“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选贵州一令，贷于西商，抑勒剥削，机械百出……”又《滦阳续录五》有“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赀始归，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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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第六九页《山西多富商》：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今以光绪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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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品花实鉴》第一三回：“这潘老爷叫潘其观，是本京富翁，有百万家财，开了三个银号，两个当铺……原籍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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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信征补集》卷上《惠慈》：“李翁陶斋……昆明人……曰，吾乡典当皆山陕人垄断焉，月利三分，年限二载，穷民可悯也。翁乃自开典当，禀请宪示，减月利作二分，宽年限作三载。山陕人讼之，由县府道司以至督抚，翁馈送各衙内外丰厚，理直讼赢。不逾时翁又曰，月息二分，穷民难应，可悯也。又禀请宪示，减作分五厘，山陕人再讼之，翁再馈送各衙内外如初，理再直，讼再赢。未久又减作押至十金，月利一分。于是山陕人皆歇业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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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信征增集》卷下《辨冤》：“本夫姓田，山西人，以放账为业。”《信征闰集》卷上《草鞋翁》：“有高姓者山西人，放债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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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杨以增《军务河工待饷孔亟请通行官票以济要需折》（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查各省银号汇兑银两，盈千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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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序》：“洎乎咸丰初年，筹饷例开，报捐者纷纷，大半归票商承办其事，而营业渐次扩张。嗣遭洪氏之变，南七省用兵筹饷，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转运艰难，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于是军饷丁糈，胥归汇兑。同治以后，基础愈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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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载《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五、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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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二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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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第七二页《山西票号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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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第七一页《山西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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