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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同上，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二日丁宝桢《议覆户部开源节流各条疏》：“川省开设汇兑票号，只有天成亨、协同庆、蔚丰厚、协和、新泰厚、元丰玖、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等九家，均由山西平遥介休等县承领东本来川开设店号。川省因近年报解京饷及各省协拨等款甚多，以道路远近不一，又值各省多事，委解颇难。皆令该九号承认分领汇兑，以期省便。此外该号贸易之多少有无，并不得知。……该商等咸称上年山西大灾之后，东号出本渐次收小，兼之近年生意萧条，易放难收，各处均系勉力支持，万无能力缴兹巨款，以领部票。且本号各有东家，即须办理，亦必责之号东，乃可承办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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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同书卷二六下《理财下》丁宝桢《川省应解京饷仍发商汇兑片》：“再臣准户部咨开片奏停止汇兑一案……查川省情形，与他省不同，西商银号与南商迥异。他省南商银号，或根底未深，或交易太滥，不免凌虚蹈空之弊。其倒闭实由自取。川省银号，向无南商，止有西商，均系家道殷实，懋迁有无，多历年所，公私款项，从无亏短。与南省康阜有别。川省西号现在承领官项者有九家，皆连环互保，以每次解银二十余万两计之，每号每次不过汇兑银一万余两，为数无多，交纳不致迟误。即有意外之虞，一家倒闭，八家分赔，断不能同日歇业。……且该西商谂知每年必有银两汇京，亦必预为筹备，京都市廛，贸易亦可借此周转。……近闻山西各处，亦多抢劫之案。”此外福建的许应骙也请仍由商号汇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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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做一次调查，说共有票庄三十三家，资本总额约为四千万两。但他只举出三十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一千零七十万两。三十家名号及其资本数如下（见《支那经济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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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田在其《山西票庄考略》根据《支那》半月刊以及《晋商盛衰记》《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等书补充成四十九家，但各书调查的年代不同，所以这里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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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根据《支那经济全书》的数字，计盛京二十二家，吉林一家，直隶五十八家，蒙古二十五家，江苏四十六家，安徽三家，山东七家，山西一百二十家，河南二十一家，陕西二十二家，甘肃十一家，新疆二家，福建九家，浙江一家，江西五家，湖北四十家，湖南二十三家，四川二十七家，广东十二家，广西六家，云南一家，贵州一家，未知者五家。其中有几家不是西帮，另有几家疑是钱庄（《山西票庄考略》）。又J.Edkins在其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 （1905）一书说上海有二十家票号，但没有说明究系分号，还是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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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第七〇页《山西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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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光绪三十四年京都祁、太、平票帮致山西总号的公函说：“乃自甲午庚子以后，不惟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亦日见萧疏。推原其故，固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权利。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与我竞争。默计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到之处，官款即全归其汇兑，我行之向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我行存款至多向不过四厘行息，而银行则可得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彼处。且彼挟国库藩库之力，资财雄厚，有余则缩减利息，散布市面，我欲不减不得也。不足则一口吸尽，利息顿长，我欲不增又不得也。彼实司操纵之权，我时时从人之后，其吃亏容有数乎？至于外国银行，渐将及于内地，所有商家贸易，官绅存款，必将尽为所夺，外人之素习商战，更非我所能敌。”（引自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四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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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广东银号所组织的银业忠信堂内，有一挂钟，钟铭有银行会馆字样，并有康熙五十三年的日期（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研究馆年报》第三册武藤长藏《关于银行一词的考证》。又《银行周报》第一三卷第四七期《“银行”名词之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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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明神宗实录》卷六六，万历五年闰八月辛卯福建庞尚鹏《商为政条议不法十四事》：“议将铺行诚实有身家者，听其愿领铸钱，存留官银，以为资本。即照原定折易之数，以钱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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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日本方面，有人说银行一词是日本在明治五年制定《国立银行条例》时所翻译的。明治五年是公元1872年，即清同治十一年。那时中国早已使用银行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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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该书第三部为英汉对译，其中bank bill译为银票，banker译为银铺，可是bankruptcy译为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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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A.S.J.Baster, The International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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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林则徐《信及录·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己亥二月初四日行）：“况夷馆系该商所盖，租与夷人居住。……附近银铺皆与该商所与交易者，乃十余年来，无不写会单之银铺，无不通窑口之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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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A.S.J.Baster, Imperial Banks, London, 1929. chap.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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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改名The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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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道光二十八年到咸丰五年间的各外商银行的原名，见公元1848年、1849年、1851年、1855年四年份的《英汉历》（Anglo Chinese Calendar）。例如东方银行（即丽如银行）在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的《英汉历》上作Oriental Bank，Hongkong（香港东方银行），但后来的文献中都作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东方银公司）。该年广州已有这银行，而没有提到上海设立该行的事。道光二十九年的《英汉历》上也没有提到上海。道光三十年的《英汉历》我没有见到。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英汉历》上才有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Hongkong，Canton and Shanghai。所以上海的丽如银行可能设于这一年，也可能设于道光三十年，但也可能更早一两年，那就是假定《英汉历》漏载。不过当时香港英国企业还不多，该行的管理人员应当见过《英汉历》，如有漏载，理应马上会纠正。近年国内一些书刊都说上海分行设于道光二十八年，但很少提出什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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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关于华俄道胜银行的情形请阅D.K.Lieu，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1929；C.F.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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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亚特拉斯（M.C.ATЛAC）著、彭健华译《苏联银行国有之史的发展》（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БАНКОВ В СССР）第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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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官场现形记》卷三三：“次日轮船到了上海。上海县接着迎入公馆，跟手进城去拜上海道。见面之后，叙及要到银行查帐之事。上海道道，但不知余某人的银子是放在那一爿银行里的。藩台大惊道：难道银行还有两家吗？上海道道：但只英国就有麦加利汇丰两爿银行；此外俄国有道胜银行，日本有正金银行；以及荷兰国，法兰西，统通有银行，一共有十几家呢。藩台听说愣了半天，又说道，我们在省里只晓得有汇丰银行，汇丰洋票；几年头里兄弟在上海的时候，也曾使过几张，却不晓得有许多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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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四《银行上》：“西国有官银行，有商银行。昔年西商在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创设汇丰银行，许人以零星洋银随意存入，凡有零星之款，自一元至百元，皆可陆续寄放，一月之中，存银者以百元为率，百元之外，则归下月。一年以一千二百元为度；满五千元则归并大行，不在零存之列。息银则以三厘半按月计算，以本月所存入最少之数为准。”《孽海花》第二二回：“郭掌柜笑道……他的主意很高，有的银子，都存给外国银行里，什么汇丰呀，道胜呀，我们中国号家钱庄，休想摸着他一个边儿。可奇怪，到了今天，忽然变了卦了，要想把银子匀点出来，分存京津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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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盛世危言》卷四《银行上》：“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惟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其赀，而西商受其益。强为区别，是诚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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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洪仁玕《资政新篇》：“一，兴银行。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赀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图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此事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有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拿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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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盛世危言》卷四《银行上》：“中国钱庄赀本二三万，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非欤？为今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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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六《遵旨会同核议银行利弊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