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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国”理解为中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要知道中国举国的消费才抵得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州的总消费；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四国的消费总和才只能抵上美国消费的70％；简单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便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显然两国实力是不可能对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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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国”事实上只是描述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中美两国各自所扮演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镜像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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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中，中国并不是最大的贡献者（石油美元循环构成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最大项），但是中国却是2003年以后美国逆差增量的最大提供者（贡献率接近70％）。200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美国进口份额的20％以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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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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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曾有篇文章将国家按照近十几年的全球经济模式分为三类：“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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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其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为全球配置资源，由于中国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中国输出储蓄，所以美国的长期利率一段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特别是2004年中期后美联储开始启动17次的加息周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并不随之上升，美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呈现罕见的驼峰状，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中国输出储蓄造成的），而股市、楼市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获得了资产型储蓄，产生了财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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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承接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实现了最现实的好处，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的稳定。2001～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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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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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不是跑得很好吗，怎么后来就出问题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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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视角看从失衡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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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必须换个视角看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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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基础的供求分析框架，最近10年，全球总供给能力全面上升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全球化的红利扩散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溢出效应。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所以，我们会发现，原有的工业生产方式几乎完全被重构：跨国公司接管了全球的产供销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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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要素有国界，但资本却可以以光速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穿梭，可以迅速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最合适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相结合生产出产品，然后极其便利地被运送到任何一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手中。在全球各行各业活跃的沃尔玛式的巨头渔网式地搜索下，理论上可以使全球的生产商都能被推到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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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总供给上升的同时，全球总需求结构却在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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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需求的驱动机，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率使得美国雇员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长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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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美国的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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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Q47表示1947年第一季度，3Q49表示1949年第三季度……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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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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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低收入劳动者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替代和竞争使得其同雇主议价的能力大幅减弱。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中低收入劳动者在近30年的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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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向低端服务业（建筑、零售、休闲），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却远低于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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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1世纪以来，美国的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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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美国就业结构（1996∶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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