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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全球需求衰退期的高库存将抵消掉美元贬值所引发的通胀效应，商品特别是油价一旦过了70美元／桶以后，涨升动力就显得非常犹豫，尽管黄金价格在飙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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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盖特纳和伯南克为缓解通胀预期使出浑身解数，伯南克可以不断地讲他的退出策略，盖特纳可以调节财政开支的节奏，将困难尽可能后移。2009年年初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测算2009年和2010年发债规模将各达2.56万亿美元和1.14万亿美元。而整个2009财年，美国财政部发债实际执行速度为：2008年第四季度5690亿美元、2009年第一季度4990亿美元、2009年第二季度3430亿美元、2009年第三季度4060亿美元。除去一些借新还旧，美国在2009财年整整少发了近1万亿美元的国债，这意味着把更重的负担移到了2010年以后。但是，口头的欺骗和幻觉对于市场投资者贪婪和侥幸的天性总是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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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提前货币紧缩政策的外溢性总是能够帮助弱美元走得更远，中国等新兴国家先后退场使得通胀或被压制，毕竟在最近一年中，全球基础原料增量的贡献九成都来自于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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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高福利的欧洲对于美元贬值对其经济负面效应的高度忍耐力，使得它们不太可能加入货币竞相贬值的游戏，从而导致通胀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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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本质的原因还在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还未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当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现实中摆脱理论上的“特里芬困境”，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当下盛行的“脱钩论”其实是虚妄的，非储备货币国家之间根本就形成不了真正的贸易平衡。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出现持续逆差，就会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措施，而各国共同使用这些措施的结果，就会抑制国际贸易量的增长。也就是说，必然需要某个国家出来作为一个持续的贸易逆差国，才能实现国际贸易量的稳定快速增长。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而言，连续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其外汇储备将快速耗尽，因而其持续逆差就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只有储备货币国家，才可以持续维持贸易逆差，因为其在外贸中所需支付的只是本国央行和财政部发行的货币，而非外汇储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中国乃至全球跟美国都是系在一条绳上的，把美元推倒了，世界将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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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来可能出现的场景或许只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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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市场理性预期的显灵而导致美元贬值的失控，为此美联储不得不提前启动不太情愿的加息周期，世界经济或将进入混沌的“滞胀”状态，油价依然高企，而所谓的经济复苏又将归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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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外部世界继续忍受着弱美元的“盘剥”，被动地等待着美国“再工业化”结构调整的完成，但一旦美元重获支撑而进入长期上涨趋势，被推向资产泡沫化的新兴市场将会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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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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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胀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的抉择 “低增长、低利率、高通胀”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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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严重经济衰退，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强有力的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各国空前的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措施释放了大规模流动性，短时间内将经济从谷底拉起，正当大家憧憬下一轮周期的重启之时，新的危机已经悄然开始累积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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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欧经济的“无就业复苏”像雾又像风，似有实无。但全球资本、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国家早已成了对冲基金的“天堂”。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资产泡沫可能成为下一个脆弱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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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刺激措施的巨额投入，全球经济整体上处于严重负债状态，很多国家政府面临较大财政预算压力。欧元区总体赤字可能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7％；日本国债已达10万亿美元，其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0％；在美国，联邦政府2010财年赤字将达1.6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6％，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比例。截至2010年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7万亿美元。迪拜债务危机后，高赤字、高债务经济体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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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将驶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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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危机没有，小麻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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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要想顺利地走出来是相当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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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亿欧元拯救资金的动用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挂钩，这意味着遭遇危机的成员国要想获得外部援助，必须与希腊政府一样，承诺在短期内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以将未来的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降低至可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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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冀望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家迅速走出流动性危机冲击的奇迹再度出现，但却人事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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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球的强劲需求不再，全球化碰到了真正的坎儿。美欧经济此次不知道要蛰伏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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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货币不可能大幅贬值。欧元区（货币同盟）最大的问题是，统一了金融却没有统一财政，因此当一国财政出现困境时就无法通过自主的货币贬值来化解风险。而这是当年韩国和东南亚能够走出困境的关键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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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生产型国家在遭遇流动性冲击后，经济实体化和较强的工业部门成为经济抗击打的弹性所在。当流动性退潮，成本下降，制造业部门竞争力就会变强，经济承压后很快就能恢复均衡，这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是有利的，对扩大就业也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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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东亚人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忍耐痛苦的能力非凡，而自由民主的欧洲即使削减一点儿福利，也会激发激烈的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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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陷入危机的国家债务偿付的负担还在后面。比如希腊，2010年并非其债务偿付高峰（2010年希腊本息偿付负担总计160亿欧元），而未来两三年其每年的偿付负担都是2010年的两倍左右。财政平衡若不能如预期达标，就会一直被美国的评级公司拿出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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