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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在以下三个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元的可控性还是可期的，我还是不太相信美元崩溃的预言。这三个条件是：1．新兴国家继续忍受通胀；2．欧洲债务危机绵绵无期；3．石油价格不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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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增长、低利率、高通胀”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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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我斗胆作个中长期预测：全球经济将进入相当长的“低增长、低利率（相对于通胀的实际利率水平）、高通胀”时期，并为新一轮危机（货币危机）累积势能。判断的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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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在放慢，资产回报率在下降，投资机会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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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承担得起和愿意支付的利率已经永久性地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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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费用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存款利率也已经永久性地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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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负债也决定了中央银行必须（和必然）尽量保持低利率，以便减少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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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的低利率必然导致资产价格的上涨。市场会迫使我们不断改变我们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市盈率（租金回报率，最低要求的内部报酬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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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宴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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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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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油价不失控，新兴市场资产通胀演变成物价通胀，成本上升和货币升值最终将通过国际贸易抬高发达国家的通胀水平（只是盛宴的时间长短问题），因为美国获得了超过70％的世界剩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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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联储提前收紧流动性并抬高市场加息预期，将导致美元升值和资金从新兴市场回流，刺破泡沫，从而终结资产大通胀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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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点会在哪里呢？核心国家的中央银行有能力在“盛宴结束之前撤掉酒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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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后危机时代”待解的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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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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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胀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的抉择 [:170371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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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胀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的抉择 “高储蓄”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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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捋出这样一条一般经济活动的线索：投资——要素分配（初次和二次）——形成部门收入——消费——最后剩下的才是储蓄——投资和净出口（储蓄是要花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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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关于中国高储蓄率的观点都是割裂地看以上线索的某一个片断，然后得出一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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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从收入到消费，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些形成中国高储蓄率的合理因素：比如人口结构产生的红利释放，过去30年，中国的人口参与率还在继续提高（能持续至2015年），赡养比例一直在降低；还有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推动的收入大幅提高；还有比如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男孩未来成家需要更多的储蓄积累；当然提得更多的是，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体系的严重缺陷，中国社会还没有建立起一张安全的保障网，从而约束了家庭的消费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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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充分反映了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规律。现阶段中国家庭的高储蓄基本也符合这一规律。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近20年来一直维持在20％上下的高位，低的时候17％，高的时候22.9％，比想象的要稳定得多，与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并无多大差别。和中国同样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印度的家庭储蓄率是22％；日本在进入老年化之前（20世纪90年代前），其家庭储蓄率也在15％～20％的高位；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家庭的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约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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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储蓄的部门结构，谁在进行储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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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21世纪以来，1999～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比例大致是这样分配的：家庭贡献了2.7个百分点（家庭储蓄率从1999年的20.2％上升至2007年的22.9％），政府贡献了5.4个百分点（政府储蓄率从1999年的2.7％上升至2007年的8.1％），企业贡献了6.3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从1999年的13.7％上升至2007年的20％）。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一直在增加，家庭储蓄率基本稳定，但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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