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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人口基数计算，4个中国人的收入支撑一个中国人的消费，才抵得上一个美国人消费的20％；而现实情况很可能是，数十个中国人的收入支撑一个中国人的消费。所以在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等高档消费区，甚至在法国巴黎，中国人都表现出令世界感到瞠目的购买力。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同时，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却下降到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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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分析要讲结构——生产和消费结构，脱离生产增长讲消费增长，消费增长再快也没有意义。相对生产来说，中国的消费增长是滞缓的。中国家庭消费的增长长期显著落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显著落后于投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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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中国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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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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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消费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家庭收入和财富增长速度，而不是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如果家庭收入增长慢于国民收入增长，而且消费信贷不发达，消费速度增长就会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及储蓄率。消费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差距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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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进入21世纪的10年，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大幅下降了10个百分点，其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家庭所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萎缩，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也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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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结构的扭曲拜赐于三大剩余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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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金融上的“劫贫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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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高负债决定其将长期维持低利率。这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因为低收入者的资产多以存款形式存在，而富裕阶层可以用资产对冲掉通货膨胀。这也相当于居民在补贴国有部门，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要支付合理的借贷利率，其利润可能会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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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资源的暴利。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却几乎为零。那些被批准使用资源的人几乎都是在免费使用资源，从而获取暴利。而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来开采资源的，只有垄断部门以及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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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地资源看，固化的“土地财政”模式使得政府似乎也无动力改革农村与城市土地市场、改变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供给中的垄断地位，无限度地榨取土地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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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垄断的暴利。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垄断利润来自于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这样，部分消费者剩余就转化成为垄断生产商的利润。中国的垄断部门比这更厉害，他们不仅能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而且还可以将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于是消费者剩余就被拿走了，甚至全民福利也被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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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业在拥有超额利润的同时，却基本不分红。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从2007年才开始要求部分国有企业象征性地按照税后利润的10％或5％分红，而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业企业的分红水平在50％以上。即便如此，分红的钱也大多直接进了国资委的金库中，也就是说这些钱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变为家庭收入的增长，而只能变成国资委攻城略地的“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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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触动分配领域的核心改革，可能什么也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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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以惯常的工具予以回应——即在已经破纪录的高投资率上再加一剂巨额投资，以期抵消掉外需的崩塌，甚至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业，从而使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财政和信贷扩张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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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财政和信贷支持对提升净消费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工厂继续开工固然有助总体消费，因为就业率得到了暂时的保证，然而更多地投资生产部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投资的唯一经济目的在于增加未来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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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速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保持高就业的方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也没有解决中期消费过低的问题，而仅仅是把难题的最终到来推迟了数年。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中国家庭也很可能会再次被迫通过缓慢的工资增长和低储蓄利率的形式为这些投资埋单。产能过剩的继续放大只会使中国面对全球及美国消费收缩时更加难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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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渴望带动国内消费，但如果家庭被迫支付银行资本结构调整的代价并且继续为无利可图的投资潮埋单，家庭消费将不可能增加。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一个长期依赖出口的国家要转到消费型经济需要多年调整。最终，唯一有效增加对国内消费依赖的途径是扭转收入分配，让转移到国家和垄断企业部门的收入重新回归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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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日趋尖锐，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资的办法保增长会与未来产能的更加过剩产生矛盾，所以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政府的确是在做“调结构”的事，但从现行的政策中并没有看到太多可能改变既有利益结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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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失衡的态势，但是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四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环节中，如果问题出在分配，那么只单独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做文章，而不触动收入分配领域的核心改革，可能什么都不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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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开分配的改革而去压制产能，将会产生新的过剩产能，其逻辑是压产能——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下降，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只能被赶进虚拟的死胡同而导致资产泡沫化，或者大量外流，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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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绕开分配的改革刺激消费，短期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在刺激政策导致的消费高峰之后，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不可能真正提升消费率。自2009年汽车、家电销售井喷之后，2010年汽车、家电库存大幅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