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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估算同时假定未来的土地出让收入将用于偿还当前债务。换句话说，将不会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这是不现实的，如此怎么获得继续推进城市化所需的资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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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现实的压力在于利息偿付。以2009年年末余额7.38万亿元债务的平均融资利率为6％计算，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需要偿还的利息金额大约为4500亿元。以2010年年末余额10万亿元债务的平均融资利率为6％计算，2011年地方融资平台需要偿还的利息金额大约为6000亿元，2012年则将高达7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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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很多项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会产生任何资金收益，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只能依靠已获贷款或新的贷款（如果银行愿意继续贷的话）来支付利息。还有一个选择，当然是卖地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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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看，这只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游戏：现在来看，可能一个城市里并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人口，但是却已经开始修建地铁；没有多少住宅小区，却开始修建广场公园等基础配套设施。这一切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即未来中国如果仍将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地方政府未来将获得预期的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可能现在看来不太挣钱的项目以后能够逐渐挣钱，并且挣得越来越多。现在看起来不合理的投资未来会变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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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土地出让收入回落，或者市场低迷，地方政府仍需维持当前的支出水平，这个游戏将不会有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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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的不均衡、政府级别的差异将会放大这种风险。根据我们的调查，沿海省份获得平台贷款58％，却获得土地出让收入的70％；内地获得平台贷款42％，却只获得土地出让收入的不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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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大量新上的平台多为县区平台，地方政府行政级别越低，其持有的土地价值就越低，那么2010年以后他们在偿付债务本息方面的困难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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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鲜的政府资产负债表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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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正常偿付会遇到困难，所以大家现在才会坐下来谈未来债务清算，以求从资产负债表中获得安慰，为的就是要证明平台债务在未来不会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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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和深陷债务重围的西方政府相比，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一直比较光鲜，但我们相信政府已经“囊中羞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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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盘算了一下中国政府的负债率，来自以下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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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债：2009年年末6.47万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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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债：3868亿美元，2.7万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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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2009年7.38万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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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投债券及中央代发债券：500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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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铁路债券：868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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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或有负债：过去的不良资产3.6万亿元人民币（散布在中国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等资产方的挂账，如中国人民银行资产方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高达1.15万亿元；散落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方所持有的资产管理公司债券8000亿元，这些都是早已散失流动性的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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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改革的转型成本保守估计为3万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医疗、公积金空账），关于这方面的数据，政府一直讳莫如深。目前能查到的可以依据的数字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任部长郑斯林同志2004年曾披露，全国各省合计的养老金收支缺口约为2.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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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高校负债达2000亿元人民币，这些负债都是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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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计：25万亿人民币，政府负债率75.5％（若以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分母），未来两年会上升至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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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政府资产方还有国库存款、各类型土地、股权高达35万亿元人民币的政府资产，这使得中国的政府资产负债还比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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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做宏观分析的人，喜欢结构性地看问题，喜欢看资产负债表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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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高负债对应的是高福利，通俗地讲，就是政府通过经常性支出将财富送到老百姓的口袋里，这是正常政府的公共职能。而中国政府的高负债对应的是高资本形成，政府将负债都做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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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高负债却不同的表背后对应的是两类不同的经济模式：消费型和生产型。当我们今天对西方深陷高福利的困境而忧心忡忡时，事实上也大有人不看好中国貌似强健的政府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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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高负债的政府，未来要平衡财政必然要面对紧缩开支、加税和通货膨胀（事实上是对民众征铸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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