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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着我们一开始讨论的那张绿色5美元纸币的购买力呢？正如商品价格一样，货币价格也是由其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回答只不过是在逃避真正的问题。如果要获得全部答案，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货币的供给？什么因素决定着货币的需求？具体来说，“货币”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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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抽象概念十分清楚：货币就是被普遍接受用来与商品和服务进行交换的物品——它并不是被用来消费的物品，而是被视为可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暂存。然而，这种抽象概念的实证部分却混沌不清。在几个世纪内，当黄金和白银被当作用于交换的主要媒介时，经济学家和其他人曾经只把贵金属硬币视为货币。后来，他们又增加了可以与黄金或白银等贵金属兑换的银行票据作为货币，再后来，大约一个多世纪前，他们又接受了见票即付的银行存款和可转让支票作为货币。目前在美国，人们常常编制各种类型的货币总量，而每一种类型都被视为货币的实证部分。这些包括最狭隘定义的货币类别，也包括某种特别定义的流动性资产，也就是美联储标注为“L”类的货币类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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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忽略这个高度技术化的议题，而只是假设在这个世界里，唯一流通的媒介就是类似5美元钞票那样的纸币。为了与目前情况保持一致，我们假定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都是由政府的货币当局决定的（在美国，这个货币当局就是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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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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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货币供给进行分析，特别是追踪货币供给的变化，从理论上来说是十分简单明了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在假想的世界里还是在目前真实的环境中，这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之所以说理论上十分简单，是因为货币当局决定发行的数量，无论多少，就是货币的供给量；之所以说现实中非常复杂，是因为货币当局的决定受到数不胜数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货币当局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需求，主管事务官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目前或预测的经济发展状况，货币当局所遭遇的政治压力，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都是今天所盛行的。当然，历史上的状况非常不同，因为当初承诺由政府或银行发行的货币可以与贵金属进行兑换，也就意味着这些贵金属的生产状况将会对货币的供给产生重大的影响。本书后面章节将会对可兑换货币的承诺所产生的后果进行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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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货币的供给采取高度集中的管制，说起来十分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事实却很难让人相信。我注意到对于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来说，他们几乎难以相信美国的货币供给就是由19个人中挑选出来的12个人来决定的——他们全都不是由公众选举出来的，在华盛顿国会街雄伟的希腊神殿式大楼里，他们围坐在一起，拥有绝对的合法权力来决定这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到底是增加一倍还是削减一半。他们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取决于上文所提及的复杂因素和各种压力。但是，这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他们每个人都单独拥有自由裁量的权力来决定经济学家称之为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的数量，即通货和各家银行在联邦储备银行中的存款数量，也就是通货加上银行准备金。而整个流动资产的结构包括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等，它们组成了一个倒金字塔，其规模取决于并且完全依赖于底部锥点上高能货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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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19个人是哪些人呢？他们中的7个人由美国总统任命，担任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届满不能连任；其余的人是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分别由各家银行的董事会任命，但是，理事对他们的任命拥有否决权。这19个人就组成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但是，在每一次决定中只有其中5名储备银行总裁拥有投票权（以确保美联储的7名理事具有压倒性的最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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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独断专行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益处，但是在我看来，它却常常造成更多的危害。美联储由国会在1913年授权成立，并且在1914年开始运作，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在它的主管下美元价格翻了一番多。它曾经反应过度，造成了1920~1921年的极度萧条。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相对稳定之后，它采取的措施严重加剧并延长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更近的是，美联储对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只是简单地罗列几个历史案例，用以说明这种权力事实上是如何被滥用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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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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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可以决定货币的数量，即公众可以持有的美元数量。但是，又是什么因素决定着公众愿意持有恰好某一数量的美元呢？要做出正确回答，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区分名义货币数量（美元纸币的数量）与实际货币数量（名义货币数量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美联储可以决定前者，而公众却通过自己对货币的需求来决定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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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许多种方法表述实际货币数量，其中有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方式就是用与现金余额一致的收入流量来进行计算。例如，假设某人每年获取2万美元的收入，如果此人按照平均2 000美元持有现金，那么他的现金余额相当于年收入的1/10，或5.2周的收入总额：换言之，他手中的现金余额是允许他使用5.2周的收入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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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是一种流量，它按照单位时间的美元数量来衡量。但是，货币的数量是一种存量，与流量相对应，它不像交易所中进行交易的股权，而像商品的存货或库存。名义现金余额按照某个时间节点上所持有的美元数量来衡量——例如，在1990年7月31日下午4点拥有2 000美元的现金余额。而实际现金余额则如我们刚才所定义的那样，是按照单位时间来进行衡量的，如5.2周，而且，在这里不必计入“美元”量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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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货币持有人，你自然相信最要紧的是你所持有美元的数量——即你的名义现金余额。但是，那仅仅是因为你忽略了美元的价格，也就是决定你收入和可以购买商品的美元价格。我相信，如果反思一下，你一定会同意真正要紧的是你的实际现金余额——也就是名义现金余额可以购买商品的数量。例如，如果我们用美分替代美元来表述名义量值，那么名义收入和名义现金余额都会扩大100倍，但是，实际的现金余额却不受影响，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没有产生任何变化（除了不得不用更大数字来记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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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如果想象一下所有的价格，包括那些决定你收入的价格，都在一夜之间增长了100倍——或者缩为原来的1%，那么，相应地，你的现金余额、名义债务和名义资产都会同步增长100倍或缩为原来的1%。实际上并未发生真正的变化。当然，货币数量或价格通常不会产生如此变化，因此，这也就给货币分析带来了真正的困难。但是，在发生主要通货膨胀期间或之后，政府通常会采取类似的方法，宣布所谓的货币改革方案，用一种货币单位来替代旧的货币单位。例如，这正是1960年1月1日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将军所采取的措施，当他宣布用新法郎来替代旧法郎时，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在用旧法郎计算的时候直接删除两个零。换言之，1个新法郎相当于100个旧法郎。戴高乐实施这项改革，把它作为一揽子货币和财政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虽然货币单位并没有改变，这项改革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一货币史上的事件同样展现了公众对货币的态度是何等根深蒂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许多法国人在表述价格和进行货币计算的时候，继续使用旧法郎的货币单位，只是在用新法郎付款的时候，才在最后的数字上划掉两个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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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货币单位变化与表面上的货币和财政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如1985年阿根廷用奥斯特拉尔（austral）替代比塞塔（peseta），这些改变最多只是造成临时性的震荡，实际影响甚微，因为这些措施本身并没有改变实际的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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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至关重要的是实际货币数量而不是名义货币数量，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人们是否愿意持有平均为5周收入的现金余额——正如实际上许多国家的人们已经在很长时间内采取这种方式那样；还是仅仅愿意持有3~4天收入的现金余额——比如像1975年智利人所做的那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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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着人们愿意持有现金余额的数量：（1）作为购买力的暂存，现金余额的益处；（2）持有现金余额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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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益处。现金余额可以促使个人把它当作一种手段，来分离购买和出售两种行为。如果世界上没有货币，那将会把人类带回到易货贸易的时代。你有A货要出售，同时想要购买B货。为促成交易，你必须找到某人既有B货，又愿意购买A货，而且你们必须要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这就是货币教科书所谓的“双重巧合的交易”。然而，在一个货币经济体中，你可以向任何愿意购买A货并且具有购买力的人出售A货从而获取货币，或称之为创造购买力。然后，你可以用货币向任何拥有B货的人购买B货，而不用去理会出售B货的人随后想要购买何种货物。因此，货币的核心作用就是把买与卖两种行为进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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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货币的另一个相关理由就是储备，以备不时之需。货币只是众多具有这种作用的资产之一，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在某些时候它是更受青睐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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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在达成这些目的方面能起多大的作用，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在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为主的欠发达经济体中，绝大部分的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因此，货币交易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货币交易的范围逐步扩大，现金余额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收入的增长，因此，实际的现金余额，如果用周收入来表示的话，也会相应增长。这种变化通常会随着城镇化进程而产生，而且，城镇化本身也会产生相同的影响，因为城镇化意味着，在此过程中将会出现更多的非私人之间的交易。地方性小杂货店提供的赊账信用也无法减少收入和开支之间出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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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金融发达的复杂社会里，如当今的美国，出现了大量不同形态的资产，多多少少可以方便地充当购买力的暂存来使用。这些资产包括钱包里的现金，用通行支票可以随时转账的银行存款，以及货币市场基金、信用卡账户和短期证券，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资产的使用降低了狭义实际现金余额的需求，诸如货币，但是由于购买力的暂存有助于在不同资产和债务之间转换，因此它们有可能增加了广义实际现金余额的需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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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本。现金余额是一种资产，正因为如此，它可以是其他类型资产的替代品：从类似于抵押物、储蓄账户、短期证券和债券等名义资产，到土地、房屋、机器和存货等实物资产。人们可以通过股权或普通股票来直接或间接地拥有这些实物资产。累积资产需要人们付出储蓄的代价，也就是要节制消费。而一旦累积起一笔资产，人们又会支出一定的花费来维持这笔资产，如保存实物库存一般，但是反过来，它也会以一种收入流量的方式为人们带来一种回报，如同在抵押物或债券上获取的利息，或者从股票中获取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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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现金余额，至关重要的是区分资产的名义回报和实际回报。举例来说，假如你持有的债券给你带来每1美元10美分的回报，那么在总体价格每年上涨6%的情况下，1美元债券的实际收益仅仅只有4美分，因为，为了在年底维持与年初相同的购买力，你必须在每1美元上再投资6美分。因此，名义收益是10%，而实际收益只有4%。同样的，如果总体价格下降，那么实际收益将以与价格下跌相同的幅度超出名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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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起作用的是实际量值，而不是名义量值。因此，在类似债券的资产上的名义收益通常会在一个长期范围内进行调整，以尽可能与实际收益保持一致。但是，由于人们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对变化进行调整，因此，从短期范围内来看，两种收益趋于一致的情况很难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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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现金余额，有一种成本——也就是货币研究文献上强调的成本——是因持有现金而放弃的利息回报，而不是持有可以产生收益的（安全）资产。比如，我们可以比较持有美国国债所带来的利息收入，与持有现金余额所带来的利息回报，如果有的话（现金的回报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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