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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孔嘉（叶孔嘉，1964年）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表明，1933~1934年，中国的实际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农业歉收，而不是因为1932~1936年特别严重的经济萧条（布兰特和萨金特，1989年，表5，第46页）。托马斯·罗斯基（罗斯基，1989年，第312~400页）对中国货币供给的估算表明，银行现钞和存款的增长完全抵消了白银出口所带来的白银储备下降的后果，因此，不仅在1931年之前，而且在1931年之后，货币总额均出现了增长（罗斯基，1989年，表C16，第394页）。从字面意义看，这两组估算与我们把这一历史事件解读为货币通货紧缩的结论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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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布兰特和托马斯·萨金特（1989年）认为，这个新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以金属本位制为基础的“自由银行制”的历史事件，在这一过程中，较高的白银实际价格意味着较少的实物白银储备足以支撑按名义单位计算的相同货币总额。因此，他们认为，价格的通货紧缩是由“一价定律”所导致的结果，即在国际和国内价格之间的套利交易所致，而不是货币紧缩所致。他们推测，价格的弹性足以把“一价定律”所导致的价格通货紧缩与实体经济隔离开来。对于白银持有者来说，较高的白银价格绝对是好事一桩，为了从中获利，他们把那些并不需要用来支撑货币存量的白银对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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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结论是，“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并没有开启一连串不利的经济事件，以致最终迫使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而采取不兑现纸币本位制。毫无疑问，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的确对中国价格水平的下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上述证据否定了价格水平下跌造成实际经济活动出现大规模混乱的说法……中国货币制度脱离银本位制是其政府所为，他们原本以为可以（在白银价格上涨这一有利可图的事情上）得寸进尺……或许，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在未来几年里，如果他们能够阻止银行业为了相互竞争而用纸币与白银兑换的方式提供高收益、低面值的资产，那么他们就能很容易发行低收益率的政府债券”（洛伦·布兰特和托马斯·萨金特，1989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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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外贸易的证据——正巧比叶孔嘉和罗斯基的估算具有更加扎实的统计基础——却与这种高度想象、在理论上非常吸引人眼球的解读截然相反。如果通货紧缩的确会产生微小的实际影响，那么，尽管无论是名义出口还是名义进口都会出现下降，但它应该不会因此而对出口或进口造成如此大的实际影响。与此相反，从1933年开始，由于世界其他地区总体上出现贸易增长，所以中国出口和进口的实际价格预期也会上涨。再加上白银持有者“有利可图”的实际影响，因此，财富意外增加将会诱使他们在购买外国和本国商品和服务方面更加大手大脚。对外国商品的额外支出将会导致实际进口出现增长，而对国内商品的额外支出又会导致实际出口出现下降，国际收支的差额则要通过现在富余白银的出口来进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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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无论是名义进口还是名义出口都出现了下降，而且进口下降得更快。以实际价格计算（经过批发价格指数的调整之后），1931~1935年的进口出现逐年下降，其中1933~1935年，即白银大量出口的那几年，下降尤为剧烈。至于实际出口，在1932~1933年事实上出现了增长，明显是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复苏以及中国实际价格较低的有利影响。在1933~1934年实际出口微幅下跌之后，1934~1935年又微幅增长（根据张邦华的数据，张邦华，1988年，表4，第103页）。这种实际状况完全符合货币通货紧缩的解读，但与布兰特和萨金特的解读完全相反。1931年英国脱离金本位制之后，中国的实际进口开始下降，并且在1933年美国也脱离金本位制并开始实施白银收购计划之后，中国的实际进口出现了急剧下降。实际出口的上下波动，反映了因国内价格无法完全消化以白银计算的外部价格变化而造成的中国实际价格较低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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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两组估算数据都没能对货币论的解读构成真正的挑战。施瓦茨和我以及当时的观察者，可能都高估了名义通货紧缩的实际影响。正如多年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指出的那样，“货币幻觉”通常会导致类似的高估情况。在《美国货币史》中，我们说过，在1873~1879年美国出现萧条期间曾经出现过类似的高估。但是，我发现很难完全排除当时观察者基于可能不完美或不完整的总体统计而做出的判断，而正是这些判断构成了叶孔嘉的估算基础。[17]另外，假设中国的价格具有超强的弹性，那么一场严重的通货紧缩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也非常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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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基的结论是，尽管白银出口同样疑虑重重，但是货币供给的增长确凿无疑。因此，他构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货币总额，包含着对货币白银数量的不同估算值。在1931~1935年，两种货币总额分别增长了23%和20%——排除了“国内现代银行”和“外国银行”大幅增长的存款。但是，这些存款是否与国内非金融活动相关，则值得怀疑。现代银行和外国银行集中在上海，主要是为上海金融界和国内外金融机构的交易活动和流动性需求提供服务。罗斯基曾经对银行外流通的货币与货币供给总量之间的比率做出估算，这一估算印证了这些银行与国内非金融货币之间缺乏关联的判断。在他构建的两种货币总额情况下，银行外流通的货币占货币总额的比率从1931年的47%或55%，下降至1935年的33%或41%。尽管对于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初始的数据已经难以令人信服，但是后期更低的数据更令人难以置信。[18]与此对应，在1931~1935年，在去除现代银行和外国银行的存款之后，银行外流通的货币大约是货币总额的80%。对于经济和金融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这一数字更加可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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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总额还包括本地银行的硬币、纸币和存款，其下降的幅度更小，罗斯基所构建的两种货币总额分别从1931年下降11%到1935年下降9%，以及从1933年下降13%到1935年下降11%——显然，在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并且实施白银收购计划之后，下降的幅度更加严重。[20]因此，我的结论是，与国内非金融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供给确实与施瓦茨和我所假设的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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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华（1988年）对同一时期也进行了仔细分析，同样否定了布兰特和萨金特的解读。尽管他做出这一结论的理由不同，但还是与结论有很大的关联性，换言之，他认为布兰特和萨金特的解读“无法解释在1934年和1935年白银出口突然呈现增长的情况……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时间节点与中国白银出口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张邦华，第73~74页）。他也同样不赞同我们的解读，因为他错误地认为，这与布兰特和萨金特所依据的新的估算相悖，而且还认为，“我们忽视了中国白银外流的真正原因”（张邦华，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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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华提出，“美国支持白银价格上涨的决心，以及中国对通货紧缩和白银出口（张邦华认为出口过度了）的强烈厌恶，都清楚地表明最终会废除银本位制……这促使在中国持有白银的人和机构寻找出口的机会”，也因此加深了政府的担忧，并最终决定脱离银本位制（张邦华，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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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华对白银出口的时间节点的解释似乎令人信服。对美国决定提高白银价格所带来的影响的普遍担心而做出投机性反应，很有可能是政府决定禁止白银出口并随后实行不兑现纸币本位的起因。我们在《美国货币史》中所强调的影响也会导致相同的结果，但是，产生这一结果或许会花费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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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各种解读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对于全面了解1931~1936年中国的实际情况十分重要。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三种解读都一致认为：（1）美国提高白银价格导致中国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2）大量白银流出中国，其中既有合法的出口，也有在政府禁止出口之后通过走私流出中国；（3）当时的观察者都注意到，伴随着严重萧条的经济形势出现了通货紧缩——无论这种判断是源于“货币幻觉”还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比后来高度汇总、局部和不完整统计数据更加可靠的第一手资料；（4）无论是名义上的通货紧缩，还是伴随着实际价格下跌而产生的通货紧缩，都导致了普遍的动荡和不满；（5）无论如何，这些现象最终会导致中国脱离银本位制，并且用纸币本位制来取而代之；（6）货币“改革”创立了制度安排，而这促成了恶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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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1932~1936年的历史事件所进行的不同解读都得出一致的结论——美国白银收购计划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更早爆发的原因，而且，如果白银价格没有急剧上涨的话，它也是恶性通货膨胀将会更加严重的原因。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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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需更多了解“1923~1933年‘为白银做点事情’的种种提案”，请参阅李文斯一书中以此为标题的章节（李文斯，1939年，第22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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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马斯修正案的另一个较小的早期影响是，它规定在一定时期内白银可以按照每盎司50美分的人为价格来支付政府的战争债务。在早期，大约有2 000多万盎司的白银是按照此项条款的规定进行收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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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经济会议于1933年6月12日在伦敦召开，于1933年7月27日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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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帕里斯对这项法案做出了精彩的总结（帕里斯，1938年，第54~55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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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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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白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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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白银的货币储备，直至黄金货币储备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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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银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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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上述目的，将要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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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部长依据他认为符合公共利益的条件和情况在国内外收购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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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旦白银价格与货币价值一致（每盎司纯银1.292 9…美元），或者白银的货币价值相当于黄金货币价值的1/3的时候，停止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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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4年5月1日美国白银的实际价格不超过每盎司0.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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