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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当时仍然在实行银本位制，但印度已不再实行银本位制了。但是，截止到1893年，印度实行的一直是银本位制，而且印度铸造的硬币大部分都是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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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金价格相对于白银价格的窄幅波动并不意味着黄金的购买力或白银的购买力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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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计算连续的价格序列的方法是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82年）中的平减指数，与商务部1976~1986年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与《美国黄金委员会关于黄金作用的报告》（1982年）中1800~1867年公布的批发价格，进行对应矫正之后获得的。纽约的白银价格是由沃伦和皮尔逊（1933年）、雅斯特拉姆（1981年）以及《历史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等著作中的相关数值拼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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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此处原文为“shinplaster”，原意为伤筋膏。据说在南北战争期间，有一位老兵的腿受伤了，他用自己的军饷、一叠绿背纸币当“伤筋膏”（shinplaster）来包扎伤口。以后人们用这个词泛指所有没法兑成硬通货的纸币，或面值较小的纸币或辅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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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由于在经济上与中国内地联系紧密，中国香港也实行银本位制，其他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还有埃塞俄比亚（旧称阿比西尼亚）和波斯（即现在的伊朗）（李文斯，1939年，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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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视为银本位制国家，只是一种简单化处理的方式。“在中国做生意，使用铜……的比例甚至比白银更高……这些铜币……是以它们的金属价值进行流通的。它们是普通老百姓进行交换和设立账户的媒介。”（克雷普斯，1934年，第251~252页。）但是，在批发交易和对外贸易中，基本上都是以白银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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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中国相当于实行浮动汇率制并对中国的价格产生的影响，在威格纳尔的书中有精彩讨论，请参阅（威格纳尔，1978a，第33~43页；1978b，第39页）。这些文章的最初原文并未署名。我对原作者做出判断的依据是1990年4月18日由《亚洲货币导报》的创始人和主编约翰·格林伍德（又译祈连活——译者注）所发出的一封私人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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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格林伍德和伍德的书中出现的这篇和另外两篇文章，原文都没有署名。我对原作者做出判断的依据是1990年4月18日由《亚洲货币导报》的创始人和主编约翰·格林伍德所发出的一封私人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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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个段落和上两个段落中的数据来自索尔特（1934年，第15~19页）。但是，亦可请参阅本章附录，布兰特和萨金特（1989年）、罗斯基（1989年）和张邦华（1988年）对此所做的不同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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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如需了解对由美国白银收购计划引发的事件的不同解读，请参阅本章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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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索尔特曾经报道过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此后，他一直为《纽约时报》撰写特稿。报道显示，1934年下半年他曾经在纽约发表过几场演讲，因此，我上面引述的评论完全有可能就是他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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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们或许可以从白银出口和政府预算的数据中管中窥豹，了解这种影响的重要程度。1932~1936年，白银出口的金额大约为9亿银元（按照中国法定的价格计算），而1932~1938年，白银出口的金额将近14亿银元（李文斯，1939年，第303页）。间接的证据显示，尽管很大一部分白银来自私人存货，大约有一半左右来自政府直接持有的货币储备，或国有银行中存款和纸币的白银准备金。1936年，也就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前一年，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大力筹建军事力量，为此，政府的借贷高达2.76亿银元，而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到期债务的再融资（罗斯基，1989年，第15页；布兰德和萨金特，1989年，第43页）。因此，即使只是动用政府直接持有的白银，也能为好几年的财政赤字提供资金保障。而且，如果有足够白银的话，它将会使中国的货币状况更加健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价格更加稳定。因此，军事扩张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将会更少，参与非通货膨胀型借贷的能力更强。总之，似乎可以合理假设，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开始时间将会被推迟至少一年，或许两年，甚至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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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某些数量的白银出口是政府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大概已进入私人账户中，成为用以替代原来私人账户中国内资产的外国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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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纸币发行的数量来自杨培新（1985年，第35页），而批发价格指数的数据则来自黄达（1948年，第564页）。我要感谢刘娜女士把杨培新一本书中相关表格的标题和标头从中文翻译成了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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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前文的讨论中在提及价格下跌对经济的影响时，引述了几位当时研究者的判断（索尔特，1934年；杨格，1971年，杨格引述罗杰斯，1971年）。稍后出现的另一种观察来自汤良礼（汤良礼，1936年）。关于英国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之后的那段时期，他指出，“价格下跌使得局势严重恶化，那个时候地主和制造业主发现他们的营业收入逐步减少，而与此同时，在贷款利息、税收等方面的支出却仍然很大，租金、工资等支出的下降速度比价格下跌得更慢。由于价格下跌，那些拿固定收入的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更多临时雇工则由于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这不仅仅是依然保有职位的人被取消福利那么简单。经济状况在逐渐恶化”（汤良礼，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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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几年后的状况，汤良礼表示，“1932~1933年工业遭受严重打击的影响通过失业率的大幅上升表现出来……1934年的情况更加糟糕。价格的下跌首先影响到了制造业主和地主，与此同时，农民和还没有失业的工人的生活则由于更低的生活成本而有所改善。但是，在农村和工厂里的临时雇工则由于经济恶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的苦难越来越深重”（汤良礼，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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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就此做出判断的当代研究者是杨格，尽管他的书很久之后才出版（杨格，1971年，第208~211页，第220~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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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也没有达到如此低的比率水平，而在那个时候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是1933年中国人均实际收入的10倍之多。在法国，直到1952年才达到如此低的水平。（圣马可，1983年，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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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估算，1988年欠发达国家的百分比为：印度为60%，叙利亚和墨西哥为62%，乍得为65%，扎伊尔和尼泊尔为68%，也门共和国为74%，而中非共和国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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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较小货币总额的下降幅度可能被高估了，因为罗斯基并没有考虑到银行纸币背后银行所持有白银储备可能出现的下降。但是，即使对类似白银储备下降做出最大限度的考虑，其在1931~1935年产生的增长数量极其有限，导致1932年和1935年的货币总额分别减少3%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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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祸害 第8章 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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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颠覆一个社会的存在基础，再没有比败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巧妙和更安全的方式了。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规律的破坏性一面中所隐藏的一切力量都会纠集在一起，以一种无人能够察觉的方式实施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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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1920年，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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