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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直到18世纪纸币才被大量使用。我认为，它起始于1719~1720年约翰·劳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按照《大英百科全书》（1970年）的记载，当时“大量发行的银行纸币引发了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商品价格的成倍上涨”（也可参阅汉密尔顿，1936年）——价格以百万、十亿和万亿的增长速度上涨，这一事件成为真正恶性通货膨胀的可怕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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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十年间，我所知道的所有恶性通货膨胀都是战争或革命的产物。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再如此。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和以色列都在和平时期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当我在撰写本书时，巴西和阿根廷的恶性通货膨胀仍在持续。在其他国家肯定还有我并不知晓的恶性通货膨胀。我们将会了解到，之所以在和平时期爆发恶性通货膨胀，是因为战争和革命不再是政府采取印发货币的措施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提供资金保障的唯一甚至是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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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其近因如何，通货膨胀就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候甚至是致命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就像在中国所发生的那样，这种疾病可以摧毁一个社会。在“一战”后，俄国和德国分别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为俄国共产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孕育和成长打下了基础。1954年，巴西的通货膨胀达到年增长率100%，从而导致了军人政府的上台。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1973年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垮台，也导致了1976年阿根廷伊萨贝尔·庇隆政府被推翻，军人政府接管了这两个国家的政权。20世纪80年代，巴西和阿根廷再次爆发通货膨胀，一再引发各种失败的“改革”，导致了政府更迭和资本外逃，以及更为严重的经济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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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承担产生通货膨胀的责任，哪怕是温和的通货膨胀，更不用说恶性通货膨胀了。政府官员总能找到种种借口——贪婪的商人、得寸进尺的工会、恣意挥霍的消费者、阿拉伯的酋长、糟糕的天气，或者任何听上去就十分离谱的理由。毋庸置疑，商人们的天性就是贪得无厌，工会在谈判的时候肯定会得寸进尺，恣意挥霍是消费者的权利，阿拉伯的酋长已经把石油价格提得很高，而且气候也常常十分糟糕。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造成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但是它不可能造成所有商品都出现价格上涨的现象。它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率上下起伏，但是不可能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原因十分简单：在这些所谓被指控的罪人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合法拥有印钞机来印制我们放在钱包里、称之为“货币”的各种纸张，没有任何人可以合法授权会计人员在账簿上计入相当于那些纸币的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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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现象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遭遇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的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此对应，瑞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堡垒，但是，它的通货膨胀率却是最低的。通货膨胀现象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几乎没有任何通货膨胀，而苏联几十年来也没有通货膨胀，尽管现在（1991年）正处于通货膨胀快速上升的时期；意大利、英国、日本和美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也都遭遇过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在当今这个世界，通货膨胀就是一种货币超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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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无论何时何地实质性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只是理解通货膨胀的原因并找出治理方案的开始。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会这么快地增加货币的数量？为什么他们明知道有潜在的危险还要制造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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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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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前，值得我们花点时间来讨论，为什么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尽管有大量的历史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但是，它仍然遭到了广泛的否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政府为试图隐瞒自己对通货膨胀应负的责任而释放出来的烟雾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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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供选购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简言之，就是产量——的增长速度与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一样，那么价格就会趋于稳定。价格甚至还有可能逐步下跌，因为更高的收入会促使人们把他们大部分的财富以货币的形式加以保存。当货币数量的增长明显超过产量增长的时候，通货膨胀就会爆发。每单位产量的货币数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就越高。在经济学领域，或许没有任何其他观点比这更为确凿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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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则受限于可使用的实物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受到智力和能力的影响。据乐观估计，产量只能慢慢地增长。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的产量仅仅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日本即使在“二战”之后发展最快的时期，其产量增长的速度也没有超过每年10%。商品货币的数量同样也受到实物资源的限制，但是，正如16世纪和17世纪来自新世界的贵金属的大量涌入以及19世纪黄金的大量发现等例子所表明的一样，有时候商品货币增长的速度会比一般产量增长的速度更快。现代形式的货币——纸币和账簿中的进项——则不受这些实物资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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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德国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人们手中流通的货币以平均每个月300%多的速度增长，价格也水涨船高地疯狂上涨。“二战”后，匈牙利也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在一年的时间里，在人们手中流通的货币以平均每个月12 000%的速度增长，而价格更是以每个月将近20 000%的速度上涨（参阅卡根，1956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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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979年，美国发生了温和通货膨胀，货币的数量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而价格则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上涨。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反映了在同一时期产量以平均每年2.8%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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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货币数量的增长通常会比产量的增长更快，因此，当我们提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时候，并没有添加产量这个先决条件。这些例子同样显示，货币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不完全对应。但是，据我所知，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先例能够证明，持续一段时间的实质性通货膨胀没有伴随着速度大体相等的货币数量的增长，也没有一个先例能够证明，货币数量的快速增长没有伴随着速度大体相等的实质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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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至图8–5显示了这两者之间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每张图中的实线表示所讨论国家在不同时期每单位产量的货币数量，而另一条线则表示价格指数——或者表示平减指数，或者表示消费价格指数。[1]为了便于比较，两组序列都以整个时期的平均值占总量的百分比来表述。另外，纵坐标的刻度值是对数关系，即相同的距离表示相同百分比的变化。这样表示的原因很简单：对价格来说，重要的是百分比的变化，而不是绝对值的变化。对于原始价格为1美元和100美元的商品，价格上涨1美元的变化对前者来说更加巨大，而对后者来说要实现相同幅度的变化，价格需要从100美元倍增到200美元。图中的坐标刻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之间具有可比性，也就是说，相同的曲线斜率与通货膨胀率一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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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张图中的两条线必然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但是算术上无法做到任何一年的两条线都完全一致，或者说两条线不一定具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相同形状。例如，一条线从开始到结束都在上涨，而另一条则在下降。但是，在每一张图中——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及完全不同的货币和经济政策，尽管不同图中的两条线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很少过分偏离，也就是说明显具有相同的形态。这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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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和图8–2分别显示了美国和英国在一个世纪内的情况，主要是为了表示，尽管情况千变万化，两者之间却存在非常一致的关联性（第3章中包括对这一世纪早期进行的更详细的讨论）。1931年以前，两个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英国在1915~1925年除外），两国货币通过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这就解释清楚了在“二战”之前两国的曲线形态如此相像的原因。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图中突显出了两次世界大战，反映了货币的快速增长。但是，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差别：在“一战”期间，价格的上涨与货币的增长大体平行；而在“二战”期间，价格的上涨更缓慢，曲线更加平缓，与货币的增长不相匹配，这种情况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差别部分是由统计上的幻觉造成的。在“二战”期间，由于在价格管制和配额方面具有更大的依赖性，价格上涨的趋势被抑制，因而变化更加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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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891~1990年这一个世纪期间，美国的货币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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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1891~1990年这一个世纪期间，英国的货币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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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之前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了美国在大萧条期间出现过价格急剧下跌之外，整体上的价格比较平稳。在“二战”之后，情况却极为不同，反映了和平时期价格上涨的幅度赶上甚至超过战争时期的上涨幅度。而且，战后货币增长和价格上涨两条线比战前更加贴近（或许只是因为数据变得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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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美国，1990年的价格水平是1891年初始价格水平的15倍，在英国，1990年的价格水平则是1891年初价格水平的50倍。两个国家的分歧主要出现在“二战”期间和战后，那时，把两个国家的价格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金本位制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一世纪的前50年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平均每年不足1%，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6%。在后50年里，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涨了4倍，美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4%，而英国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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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日本的图（图8–3和图8–4）所涵盖的时期相对短一些，只涵盖了1961~1990年这30年的时间。这两个国家的货币增长的速度比价格上涨的速度更快：在德国，每年货币增长4.8%而价格上涨2.7%；在日本，每年货币增长7%而价格上涨5.7%。这两个国家的产量和财务活动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从而导致了单位产量的实际货币余额需求更高（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在美国，正如我们在图8–1中所见，早期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尽管日本和德国都被视为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明显要比“二战”之前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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