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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基本观点上来。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比产量的增长速度更快所造成的。货币数量的变化是主角，而产量的变化是配角。许多现象会导致通货膨胀率出现暂时性波动，但是它们只有通过影响货币的增长速度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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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为什么会出现过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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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一观点十分重要，但是这只是寻找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理方案的起点。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可以引导我们找出根本的原因，并且锁定可能找到治理方案的范围。但是，又说它只是一个起点，是因为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货币为什么会过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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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当时货币应该与黄金还是与白银联系在一起，现在随着纸币的发行，政府，也只有政府才能导致过度的货币增长，从而造成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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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货币数量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这一时期通货膨胀也在加剧，主要有三个相关的原因：第一，政府支出快速增长；第二，政府推行了充分就业的政策；第三，美联储推行了一项错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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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的额外支出是通过税收或向公众借款的方式来提供资金保障，那么政府支出的增加不会导致货币数量的增长和通货膨胀。因为，无论通过哪一种融资方法，政府支出的增加，都意味着公众的支出将会减少。但是，征税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因此，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希望政府增加支出，但是，却没人喜欢多缴税。政府向公众借款在政治上也不受欢迎，会导致公众抗议政府债台高筑，反对把用于投资的私人储蓄用作政府财政赤字的融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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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的额外支出提供融资保障的唯一其他途径就是增加货币的数量。美国政府的做法是让政府的一个部门（财政部）向另一个部门（美联储）出售政府公债[3]。美联储在购买公债时或者用新印制的联邦储备券来支付，或者在其账簿上美国财政部贷方一侧计入一笔存款进项。因此，财政部就可以从它在美联储的账户中提取现金或开具转账支票来支付政府的账单。当首位收款人把这笔额外的高能货币存入商业银行的时候，这笔货币就变成了银行储备，也成为货币数量过度增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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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规定，财政部向美联储直接出售的公债有数量限制，但是财政部很容易绕开这一限制：财政部向公众出售公债，而美联储则从公众那里购买公债，这与直接销售具有相同的效果，只不过在间接销售中需向中间机构支付佣金，也就是说，他们花钱来制造烟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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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加货币数量的方法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保障，通常是政治上最受青睐的手段，无论是对总统来说，还是对国会议员来说，都是如此。他们可以增加政府支出，为他们的支持者和选民提供一些“甜头”，而无须为了这笔支出而提议或投票决定征收新的税赋，也无须为此向公众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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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货币数量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推行了充分就业的政策。与许多其他政府计划一样，其目的值得称赞，但是其结果却不敢恭维。充分就业的概念要比其表面上的含义更为复杂和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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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政府在采取过于雄心勃勃的充分就业的政策方面，存在着传递某种政策偏好的不对称现象。凡是被认为有助于增加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大受欢迎，而凡是被认为会加重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则备受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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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双重的。首先，人们认为政府支出会增加就业机会，而政府税收由于会减少私人支出而会增加失业。因此，充分就业的政策往往会导致政府产生更强烈的冲动，可以用不增税或者减税的方法来增加支出，也可以通过增加货币数量的方法来为由此而产生的赤字提供融资保障。其次，美联储可以不采用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的方法来增加货币的数量。它可以选择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用新增的高能货币来购买未清偿的政府公债。这就促使银行扩大发放私人贷款的数量，而人们又认为这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在促进充分就业的压力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一样，都具有通货膨胀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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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都没能实现充分就业，而是导致了通货膨胀的爆发。正如时任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在1976年9月英国工党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往往以为可以通过消费来走出萧条，可以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就业。我坦诚地告诉你们，这种选择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说过去曾经有过这种选择的话，那也只会向我们的经济中注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更高的失业率。这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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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货币增长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美联储的错误政策。美联储拥有控制货币数量的权力，但是，关于控制货币数量的目标，它只是在空谈而已。在实际行动上，它有点像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的狄米特律斯，在躲避爱着他的海伦娜的同时，却去追求爱着别人的赫米娅。美联储能够控制货币的数量，却没有用心去做，然而，它虽无权控制利率，却天天为利率操碎了心。其结果自然是两头都落空：货币数量和利率都出现了大幅波动，而这种波动同样具有通货膨胀的倾向。由于美联储对其在1929~1933年所犯下的灾难性错误难以释怀——当时它放任货币数量减少1/3，从而导致美国经济从严重衰退进一步滑落至灾难性的大萧条，因此美联储在纠正货币增长率下滑时总是敏捷利落，而在纠正货币增长率向上攀升时总是迟缓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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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的大多数人同样相信美联储有能力控制利率，而且这种迷信已经传染给了财政部和国会。其结果导致每当经济出现衰退时，财政部、白宫、国会和华尔街都会大声呼吁，要求美联储“降低利率”。而在经济扩张的时候，与此对应的对均衡的呼吁，即要求美联储“提高利率”的呼声，则明显毫无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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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的增长、充分就业的政策和美联储沉迷于操控利率最终导致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就像不断向上驶去的过山车——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段时间曾出现停止的迹象（参阅第10章，出于某些原因有些乐观）。通货膨胀起起伏伏。截止到1980年，每一次上涨都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至比前一次顶点更高的水平，而每一次下跌都没有跌破前一次的低点。自始至终，政府支出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都在不断增长，虽然政府的税收收入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也在增加，但是却没有政府支出增长得那么快。因此，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财政赤字也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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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景象不是美国独有，也不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自古以来，统治者们——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议会——都抵挡不了诱惑，把增加货币数量当作发动战争、创立不朽功业以及为了类似目的而必须获得资源的手段。他们常常屈从于这种诱惑，而一旦他们屈从于诱惑，那么通货膨胀就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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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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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加货币数量的方法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保障，这看起来十分神奇，就像是能凭空变出东西的魔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政府修建一条道路，用新印制的联邦储备券来支付修建费用，这看起来是件皆大欢喜的好事：修路的工人拿到了工钱，可以购买食物、衣服和房子，也没有人为此多缴税，而原本无路可走的地方修起了通衢大道。那又是谁在为此埋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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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是所有持有货币的人为此埋单。当新印制的超额货币被用于修路而不是用于某种生产性活动的时候，这些超额货币就会造成价格上涨。而随着这些超额货币继续流通，即从修路工人到向他们出售商品的卖家，再从卖家到其他人，如此等等，这些流通中的超额货币就会维持较高的价格。而较高的价格则意味着人们口袋里、保险箱中或者银行账户里的货币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比原先的少。为了保证手中拥有的货币可以购买到与原先一样多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就得克制把收入全部花光的冲动，节省部分收入来增加所持有的货币余额。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述，新印制的超额货币相当于是对货币余额征收的税赋，而新印制的联邦储备券实际上是缴税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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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税赋所对应的实物则是用来修路的资源原本可以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人们为了保持原有货币的购买力而节俭消费，他们放弃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以便政府能够把这些资源用于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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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通货膨胀自动提高了实际税率水平，因此，也间接地产生了财政收入。1985年以前，由于个人货币收入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收入自动进入到越来越高的税级，因此要按更高的税率缴税。这种“税级攀升”的情况在《1981年联邦税收法案》出台之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为新的税法规定从1985年开始个人所得税的税级按照通货膨胀的水平进行指数化处理，但是，由于指数化处理的方式并没有涵盖所有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结构，“税级攀升”的情况并没有被完全消除。同样，公司收入也由于在折旧和其他成本方面没有留足余量而出现虚增。以平均水平计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如果企业仅仅为了赶上10%的通货膨胀率而使收入增长10%，那么联邦税收收入通常会增加15%以上——这样，纳税企业为了保持原有的赢利水平就不得不加快扩张。这种现象促使总统、国会、州长和州立法会纷纷以减税者的面貌自居，而他们所提的方案无非是，如果不按照他们所谓的减税方案，税收会越来越高。因此，出现了年年谈减税，年年没减税的情况。与此相反，如果计算准确的话，税赋不减反增——联邦税收水平从占1964年国民收入的22%，上升至1978年的26%和1989年的28%，尽管在这期间通过了1981年里根减税方案和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而州和当地的税收水平从1964年的11%，上升至1978年的12%和1989年的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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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财政收入的第三种方法是偿还部分政府债务——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拒绝偿还债务。政府用美元借款，并用美元偿还债务。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用来偿还债务的美元的购买力比借款时要小。如果在这期间，政府支付足够高的债务利息来补偿贷方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损失，那对于政府来说就不存在净收益。但是，通常情况下，政府不会这么做。储蓄公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假设你在1968年12月花费37.50美元买入了面值为50美元的10年期储蓄公债，到了1978年12月兑现的时候，你拿到了64.74美元的现金（因为在这期间政府曾经加息来对通货膨胀进行某些补偿）。但是，到了1978年，你要花费70美元才能具有与1968年的37.50美元相同的购买力。更有甚者，你不仅拿回了64.74美元的现金，而且因为你在1978年的收入和1968年的支出之间产生了27.24美元的收益，因此，你还要缴纳所得税——事实上，你最终将会为借钱给政府所带来的莫名其妙的荣幸而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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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20世纪80年代买入储蓄公债或许更划算，因为通货膨胀下降了，而财政部也调整了利率，来充分反映通货膨胀的影响。假设你在1981年花费了25美元买入面值为50美元的10年期EE系列的储蓄公债，到了1991年兑现的时候，你拿到了56.92美元的现金。但是，到了1991年，你要花费41.38美元才能具有与1981年的25美元相同的购买力。因此，你拿到了15.54美元的购买力作为利息，相当于每年3.24%的实际回报率。但是，那不是你的净收益，因为你还要如期为收入和支出之间产生的31.92美元的收益缴纳所得税。根据你的个人收入水平，你所缴纳的所得税可能吃掉你原本就十分可怜的实际收益的1/3~2/3。最后，你可能因为把钱借给政府使用了10年而获得每年1%~2%的实际收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慷慨的回报，但是聊胜于无，总比最后亏钱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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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联邦政府年复一年出现巨额赤字，以美元计算的债务越来越高，但是因为通货膨胀，以美元的购买力计算，债务增长十分缓慢，甚至有一段时期债务占国民收入的实际比例出现了下降。在1968~1980年，通货膨胀出现了加速增长的情况，联邦政府的累积赤字超过了3 400亿美元，但是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从1968年的32%下降到了1980年的25%。在1981~1989年，通货膨胀出现了下降，联邦政府的累积赤字超过了1.4万亿美元，而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攀升至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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