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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温和通货膨胀，之所以要采取逐步调整的措施并且事先予以公告，主要是为了给人们充足的时间重新调整各自的安排，并且诱导他们做出这种调整。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根据通货膨胀的预期水平来安排他们的长期合约事务——雇用合同、借款合同、关于参与生产或建设的合同，等等。一旦订立好这些长期合同，再想快速降低通货膨胀就变得十分困难了。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将会使受长期合同约束的人遭受严重损失。但如果给出一定的时间，这些长期合同可以如期结束，或者延期，或者重新订立，到那时，人们可以根据新的形势对合同进行调整。但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在经济上的优势也会部分或全部被政治上的劣势所抵消。危机可能促使人们产生支持采取休克疗法的政治意愿，但是在长期调整的过程中，这种政治意愿又有可能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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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减轻治理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副作用方面，另一个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是在长期合同中增加对通货膨胀进行自动调整的机制，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伸缩条款。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在许多工资合同中增加生活费用调整的条款。这种合同规定，比如，时薪的增长幅度将按照2%加上通货膨胀率或加上部分通货膨胀率来进行计算。于是，如果通货膨胀率很低，工资增长的绝对数也低；如果通货膨胀率很高，工资增长的绝对数也高。但是，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工资的购买力将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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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常见例子是房产租赁合同。这种合同在规定租金时，不是用一个固定的数额，而是规定租金将按照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零售商店的租赁合同往往规定租金按照商店总营业收入的某个百分比进行计算。这种合同没有包含明确的伸缩条款，但是有一个类似的隐性条款，因为商店的营业收入总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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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贷款合同。一个标准的贷款合同总是规定在固定期限内以固定年利率借贷固定数额的贷款，比如借期为一年、按10%利率计算的1 000美元的贷款。另一种可以选择的贷款合同则规定利率不是按10%计算，而是，比如按照4%加上通货膨胀率计算，因此，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5%，那么实际利率就为9%，而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10%，那么实际利率就为14%。另一种大体类似的变通方法是规定所偿还的金额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而是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金额。再用上述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借方所欠金额为先根据通货膨胀率对1 000美元进行调整后再加上4%的利息。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5%，那么实际欠款就为1 050美元再加上4%的利息；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10%，那么实际欠款就为1 100美元再加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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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资合同之外，伸缩条款在美国并不常见。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伸缩条款开始被普遍采用，多以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形式出现。在长期以来遭遇高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变动很大的国家，伸缩条款十分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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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条款缩短了从货币增速放缓后调整工资和价格所需要的时间，因此，也缩短了过渡时期并且减轻了过渡时期的副作用。但是，伸缩条款并不是灵丹妙药，不可能在所有合同中增加伸缩条款（例如，纸币就不可能这样调整），而且在任何合同中加入伸缩条款都会代价不菲。使用货币的主要优势正是在于能够以低廉的成本有效地进行交易，而伸缩条款却削弱了这种优势。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伸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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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伸缩条款而言，有一个例外的好处，即在联邦政府部门里，伸缩条款是一项十分理想的永久措施。社会保障、退休金和其他政府支出项目都采取了自动按照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措施。但是，在这其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无法辩解的缺陷：某些税收项目，如资本利得税和利息支付，以及政府借款。如果根据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收结构进行调整——那么价格上涨10%将会导致税收收入增加10%，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按照平均税率10%~15%进行征税——这就排除了在没有投票表决的情况下就征收更高税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消除了原本可能出现的“无代表、要纳税”的情况。[6]这样一来，它将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因通货膨胀而减少，从而减少政府推动通货膨胀不断上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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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通货膨胀的政府公债也是如此。美国政府自己制造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导致在最近几十年里购买政府长期公债成为一项十分失败的投资。政府应对公民遵循公正和诚实的原则，这就要求政府在其长期借款中必须引入伸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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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工资管制有时候也被人们当成治理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最近，随着事情越发明朗，这种价格和工资管制根本就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良方，不过，它们却又被人当作某种手段，用来减轻治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副作用。据称，它们可以起到规劝公众的作用，让他们相信政府已经在十分认真地对待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又会降低人们在订立长期合同时所包含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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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对价格和工资进行管制会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它们会扭曲价格结构，降低价格体系运行时的效率。由此而产生的较低产量加强了治理通货膨胀所产生的不良副作用，而不是减轻副作用。价格和工资管制将浪费人力资源，这不仅因为它们会扭曲价格结构，而且因为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资源来制定、实施以及逃避管制。无论这种管制是强制的还是被贴上了自愿的标签，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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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价格和工资管制几乎总是被当作货币和财政紧缩的替代措施，而不是货币和财政紧缩的补充措施。正是由于这种经历使得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把实行价格和工资管制当成通货膨胀正日益严重而不是正在减轻的信号，因而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而不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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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价格和工资管制后的很短的时间内，它们往往会看上去挺有效果的。报价（纳入到指数中的价格）被压低，因为事实上还有许多间接提高价格和工资的方法，比如降低生产商品的质量、取消服务、给工人升职加薪等。但是，随着各种逃避管制的便捷手段用尽，价格扭曲日益严重，管制的压力到达了爆发点，不良后果越来越糟糕，从而造成了整个管制计划彻底崩溃。最终的结果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不是减轻通货膨胀。根据人类4 000年的历史，只能用政治家们和选民们目光短浅的理由才能解释为什么价格和工资管制会一再出现（许廷格和巴特勒，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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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价格稳定的制度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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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水平不断上下起伏已经引起许多人提出宏论，对有助于价格稳定的制度性改革进行分析并提出各种建议。我个人的建议主要围绕如何采取必要手段来确保货币数量以相对稳定的速度增长这一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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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罗伯特·赫策尔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建议，比我在结构性变化方面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更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而且能够非常有效地限制通货膨胀对政府的影响。他的建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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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立法程序要求财政部把每次发行的不同期限的债券重新划分为标准债券和指数债券。指数债券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将与价格指数挂钩。按照立法规定，财政部必须发行同等数量的两种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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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债券上产生的市场收益按现钞美元支付，是实际收益（已经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加上投资者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此相反，在指数债券上产生的市场收益按固定美元购买力支付债券利息，这也是实际收益。两种债券在收益上的差别主要反映了投资者对债券存续期内通货膨胀的预期（赫策尔，1991年，第A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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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自己的建议，赫策尔进一步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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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行动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的长时间延迟现象意味着，很难确切地把某些具体的政策行动与通货膨胀率联系在一起。标准债券和指数债券不同的收益变化反映了预期通货膨胀的变化，这就使得在目前货币政策行动（或货币政策无为而治）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影响方面可以做出及时而又持续的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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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预期通货膨胀的市场度量将会形成对通货膨胀政策的有益约束。市场判断美联储的行为具有通货膨胀的倾向，将会导致标准债券的收益即时上涨，也会造成标准债券和指数债券之间的收益差增大。标准债券的持有人，而不是指数债券的持有人，将会遭受资本损失。事实上，所有在未来按美元获取收益支付的贷方都将受到威胁。为了缓解与某些货币政策行动相关的预期通货膨胀上涨，将会促使贷方施加某种影响，从而产生反向的政治压力，换取短期产出收益的价格稳定性。（赫策尔，1991年，第A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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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一项预期通货膨胀的市场措施将使得对美联储当前的行为进行监督并让其肩负起应有的责任成为可能。目前，由于美联储的政策行动与市场反应之间存在赫策尔所说的“长时间延迟”，因此，很难做到这一点。同样，市场措施也将会为美联储提供其目前所缺乏的信息，以便更好地指引政策行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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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赫策尔建议的补充部分，颁布的立法法案将会要求美联储把两种债券的利率差控制在一个具体的范围内，如三个百分点之内。这会提供一个比现行任何法律都更具体化的货币政策指导意见。最近有许多立法提案，要求美联储实施以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策行动。这种提案的目的是美好的，但是这种要求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督或执行——也是由于“长时间延迟”现象的存在。人们都会在当前货币当局的继承者身上来追究所有当前货币政策的罪责（或失败）。随着以两种债券利率差为基础的立法要求的出现，这个问题再也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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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类似的立法要求都应该包含明确的惩罚措施——例如，未能达到立法要求的，将会被撤职或降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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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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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近的经历几乎像教科书一般经典，展现了如何治理通货膨胀。1973年以前，日本采取了把日元汇率与美元相挂钩的货币政策。1971年，在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并且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之后，日元产生了强劲的升值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升值压力，日本央行用新增货币来购买美元，这就增加了货币供给。原则上来说，日本应该可以通过出售以日元为计值货币的债券来冻结这部分增量货币。但是，实际上货币数量开始日益增长且速度越来越快。到了1973年年中，它的货币增速超过了每年25%。[8]正如图8–6所示，直到两年后，才出现相应的通货膨胀。但是，在1973年年初，通货膨胀就已经开始快速上升，而到了1975年，通货膨胀的上升水平已经超过了每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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