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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工资管制有时候也被人们当成治理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最近，随着事情越发明朗，这种价格和工资管制根本就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良方，不过，它们却又被人当作某种手段，用来减轻治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副作用。据称，它们可以起到规劝公众的作用，让他们相信政府已经在十分认真地对待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又会降低人们在订立长期合同时所包含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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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对价格和工资进行管制会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它们会扭曲价格结构，降低价格体系运行时的效率。由此而产生的较低产量加强了治理通货膨胀所产生的不良副作用，而不是减轻副作用。价格和工资管制将浪费人力资源，这不仅因为它们会扭曲价格结构，而且因为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资源来制定、实施以及逃避管制。无论这种管制是强制的还是被贴上了自愿的标签，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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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价格和工资管制几乎总是被当作货币和财政紧缩的替代措施，而不是货币和财政紧缩的补充措施。正是由于这种经历使得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把实行价格和工资管制当成通货膨胀正日益严重而不是正在减轻的信号，因而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而不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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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价格和工资管制后的很短的时间内，它们往往会看上去挺有效果的。报价（纳入到指数中的价格）被压低，因为事实上还有许多间接提高价格和工资的方法，比如降低生产商品的质量、取消服务、给工人升职加薪等。但是，随着各种逃避管制的便捷手段用尽，价格扭曲日益严重，管制的压力到达了爆发点，不良后果越来越糟糕，从而造成了整个管制计划彻底崩溃。最终的结果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不是减轻通货膨胀。根据人类4 000年的历史，只能用政治家们和选民们目光短浅的理由才能解释为什么价格和工资管制会一再出现（许廷格和巴特勒，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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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价格稳定的制度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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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水平不断上下起伏已经引起许多人提出宏论，对有助于价格稳定的制度性改革进行分析并提出各种建议。我个人的建议主要围绕如何采取必要手段来确保货币数量以相对稳定的速度增长这一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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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罗伯特·赫策尔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建议，比我在结构性变化方面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更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而且能够非常有效地限制通货膨胀对政府的影响。他的建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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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立法程序要求财政部把每次发行的不同期限的债券重新划分为标准债券和指数债券。指数债券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将与价格指数挂钩。按照立法规定，财政部必须发行同等数量的两种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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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债券上产生的市场收益按现钞美元支付，是实际收益（已经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加上投资者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此相反，在指数债券上产生的市场收益按固定美元购买力支付债券利息，这也是实际收益。两种债券在收益上的差别主要反映了投资者对债券存续期内通货膨胀的预期（赫策尔，1991年，第A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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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自己的建议，赫策尔进一步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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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行动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的长时间延迟现象意味着，很难确切地把某些具体的政策行动与通货膨胀率联系在一起。标准债券和指数债券不同的收益变化反映了预期通货膨胀的变化，这就使得在目前货币政策行动（或货币政策无为而治）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影响方面可以做出及时而又持续的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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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预期通货膨胀的市场度量将会形成对通货膨胀政策的有益约束。市场判断美联储的行为具有通货膨胀的倾向，将会导致标准债券的收益即时上涨，也会造成标准债券和指数债券之间的收益差增大。标准债券的持有人，而不是指数债券的持有人，将会遭受资本损失。事实上，所有在未来按美元获取收益支付的贷方都将受到威胁。为了缓解与某些货币政策行动相关的预期通货膨胀上涨，将会促使贷方施加某种影响，从而产生反向的政治压力，换取短期产出收益的价格稳定性。（赫策尔，1991年，第A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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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一项预期通货膨胀的市场措施将使得对美联储当前的行为进行监督并让其肩负起应有的责任成为可能。目前，由于美联储的政策行动与市场反应之间存在赫策尔所说的“长时间延迟”，因此，很难做到这一点。同样，市场措施也将会为美联储提供其目前所缺乏的信息，以便更好地指引政策行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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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赫策尔建议的补充部分，颁布的立法法案将会要求美联储把两种债券的利率差控制在一个具体的范围内，如三个百分点之内。这会提供一个比现行任何法律都更具体化的货币政策指导意见。最近有许多立法提案，要求美联储实施以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策行动。这种提案的目的是美好的，但是这种要求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督或执行——也是由于“长时间延迟”现象的存在。人们都会在当前货币当局的继承者身上来追究所有当前货币政策的罪责（或失败）。随着以两种债券利率差为基础的立法要求的出现，这个问题再也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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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类似的立法要求都应该包含明确的惩罚措施——例如，未能达到立法要求的，将会被撤职或降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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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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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近的经历几乎像教科书一般经典，展现了如何治理通货膨胀。1973年以前，日本采取了把日元汇率与美元相挂钩的货币政策。1971年，在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并且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之后，日元产生了强劲的升值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升值压力，日本央行用新增货币来购买美元，这就增加了货币供给。原则上来说，日本应该可以通过出售以日元为计值货币的债券来冻结这部分增量货币。但是，实际上货币数量开始日益增长且速度越来越快。到了1973年年中，它的货币增速超过了每年25%。[8]正如图8–6所示，直到两年后，才出现相应的通货膨胀。但是，在1973年年初，通货膨胀就已经开始快速上升，而到了1975年，通货膨胀的上升水平已经超过了每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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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两年之后，日本货币政策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季度数据：1960年1月~199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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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货币数据比通货膨胀数据早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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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使货币政策产生根本性变化。货币政策的重点从日元的外部价值（汇率）转移到内部价值（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得到了大幅下降，从每年25%以上降低至10%~15%。随后5年里一直停留在那个区间水平，除了一个小小的例外（由于当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货币增长率保持在这个区间可以使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在美国，保持价格稳定的货币增长率大概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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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增长率开始下降的18个月之后，通货膨胀也开始下降，但是直到两年半后通货膨胀率才跌进两位数之内。在随后的两年内，尽管货币增长率曾经出现过温和的上升，但通货膨胀率大体上维持在那个水平，然后由于货币增长率出现新的下跌，通货膨胀开始快速下降并趋向于零通货膨胀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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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8–6上通货膨胀的数字所显示的是平减指数，即整体产量的价格指数。批发价格的前景甚至更好，在1977年年中之后，它们实际上开始下跌。“二战”之后，日本工人从低生产率领域转移至高生产率领域，如汽车和电子行业，这意味着相较于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出现了更快速的上涨。其结果是，相对于批发价格，消费价格出现了上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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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8–6中值得注意两点：首先，与通货膨胀相比，货币增速不仅更高，而且货币政策变化之前与之后相比，增速变化更大。其次，由于存在两年的延迟，在货币政策变化之后，通货膨胀甚至会模仿货币增长微小变动。与货币增长一样，在货币政策变化之后，通货膨胀不仅更低，而且变化更小。尽管没有在图中显示，货币政策变化之后与之前相比，产量变化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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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没有逃脱治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副作用的影响。在货币增速下降之后，日本遭遇了产量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的情况，尤其在1974年，在通货膨胀由于货币增速下降而开始明显放缓之前。1974年年底，产量出现了一个低点，在这之后，产量开始复苏并且开始增长，虽然增速比20世纪60年代兴旺时要更温和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增长速度——每年5%以上。正如图所示，在1983年之后，货币增速开始慢慢爬升，因此，在1985年之后，通货膨胀率也开始缓慢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