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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处说“如果计算准确的话”，是指把所谓的财政赤字作为隐性税收也计算在内。在引用的数字中，我把政府支出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因为在衡量税收负担时，这是比把它们全部作为“税收”更好的计算方法。虽然这是更好的方法，但是计算出来的税赋仍然很低，这是因为这里的数字并不包括在政府预算中被剔除的法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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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中引用的债务数据通常都会令人产生误解，因为它们都会把联邦政府机构和美联储的债务计算在一起。例如，在1990年6月，总债务为3.233万亿美元，而净债务为2.207万亿美元，少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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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代表、要纳税”（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是对“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略作修改后而来。“无代表、不纳税”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此口号概述了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人民的不满，这也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简言之，殖民地中的许多人认为，由于他们在英国议会中没有直接代表，所以任何它通过的关于殖民地税收的法律（如食糖法和印花税法），都违反了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这些法律同时也是对他们身为英国臣民应得权利的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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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作者略作修改，意思却完全相反，即如果不按照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由于纳税基数上升，税级更高，纳税人将会缴纳更高的税赋，也就是在没有对更高税率进行投票表决的情况下，自动纳税，即“无代表、要纳税”的情况。而现在按照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就会消除这种情况的发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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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最早的系统性分析见于《一项货币稳定计划》（A Program for Money Stability）（1960年），而最新的分析见于《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for the 1980s）（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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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要特别感谢铃木淑夫先生所提供的日本经济的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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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祸害：货币史上不为人知的大事件 [:170371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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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祸害 第9章 智利和以色列：相同的政策，相反的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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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在1979年、以色列在1985年都为了相同的目的而分别采取了相同的货币政策措施。结果，对智利来说这完全就是一场灾难，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则是一个杰出的成就。这两个国家所发生的货币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说明了在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同样，它也能够阐明两种看似相同的货币制度，即钉住汇率制和统一货币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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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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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推翻了自1970年11月开始执政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并以军人集团统治取而代之。皮诺切特上台的时候，智利的经济千疮百孔，通货膨胀率高达每年500%以上。在他执政初期，军人们被赋予制定经济政策的重任，通货膨胀则继续恶化——这就是用增发货币来为巨额财政赤字进行融资所导致的直接结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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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4年，皮诺切特认识到必须采取极端措施才能治理通货膨胀。于是，他决定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计划——这是由一群经济学家所制订的计划。由于这些经济学家几乎都曾经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因此也被人称为“芝加哥男孩”。1975年，皮诺切特任命其中一些经济学家进入内阁。他们大幅削减政府支出、缩小政府规模，把原先被阿连德政府收归国有的企业重新私有化，同时，也解除了价格、工资、进口和出口等方面的管制。这些改革措施造成货币数量急剧下降，通货膨胀也随之放缓。按照在计算实际GDP时换算的平减指数进行衡量，通货膨胀从1974年的694%下降至1975年的342%（下降了一半以上），到了1979年，通货膨胀更是下降至46%以下。经历了一年的困难转型——在此期间实际收入下降了13%，经济开始重新兴旺起来。在1975~1980年，实际经济增长年平均达到了7.5%。在1979年6月之前，由于智利比索允许根据智利国内高通货膨胀率进行贬值，而不是跟随美国或其他工业化国家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贬值，因此外汇汇率一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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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智利财政部实施了一项重大决定，也就是我在第一段中所提及的事件：他们决定让智利比索钉住美元，也就是说，他们规定了一个固定汇率，智利央行准备随时以此汇率进行比索和美元之间的兑换。政府采取这项措施，旨在巩固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旨在为继续抑制通货膨胀提供腾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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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产生这种期待的依据听上去十分耳熟：智利一旦采取固定汇率制，就能产生外部的约束纪律，从而限制超额货币的增长。只要智利遵守这项承诺，那么它就会放弃任何在货币数量增长方面的独立控制权，若想把智利的价格水平与美国的价格水平保持一致，这是必须采取的措施（用某种过度简单的说法来说明必须满足的条件）。他们的愿望在两年内实现了。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29%，1981年继续下降至12%，而与此同时，1980年的产量增长了8%，1981年的产量增长了6%（见图9–1）。大量国外资本的流入支撑了这个固定汇率，而保持这个固定汇率反过来也造成了大量国外资本的流入，这一点在1981年尤为突出（哈伯格，1984年，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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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1977~1986年智利实际收入和平减指数逐年变化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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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1986年，智利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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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幸的是，在智利实行钉住汇率制后不久，美国为了抑制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开始实施严厉的限制性货币政策。美国的通货膨胀在1980年达到高峰，随后就开始急剧下降，并且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2年年末。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美元汇率出现了大幅升值——在1980~1981年上升了18%，在1981~1982年又上升了13%，在1982~1985年上升了23%。如果智利政府放任汇率波动，那么为了抵消美元升值的影响，它将会让智利比索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贬值，与此同时，让智利比索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维持较为稳定的局面。事实上，这种方案被排除了，智利被迫让比索与美元一起升值。让智利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在1979~1981年石油的美元价格翻了一番，而铜作为智利主要的出口产品，其美元价格在1980~1981年下跌了25%，在1980~1982年下降了将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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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升值，石油价格翻番，而铜价则出现腰斩，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智利的经济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比索价格和工资的居高不下，智利商品在除美国之外的国家都变得更加昂贵，而这些国家的商品，除石油之外，按比索计算，都变得更加便宜。另外，美国的经济衰退导致对智利商品的需求减少。为了限制外汇储备的枯竭，智利央行也采取了限制性货币政策。为了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名义价格和工资就必须大幅下降，但是在这方面它们显然不够灵活。[3]事实上，在部分逆向指数化的推动下，名义价格和工资继续上涨。结果，智利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比美国的衰退更为严重：1982年的实际产量下降了14%，1983年又下降了1%（见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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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迫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当年决定实行钉住汇率制的财政部长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黯然下台。1982年8月钉住美元的钉住汇率制被终止，并允许比索对美元的汇率贬值。尽管在1983年原先钉住汇率制的负面影响还在持续，但是到了1984年，经济开始再次增长，增幅达到每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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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年智利没有采取钉住美元的钉住汇率制，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影响以及石油和铜的价格波动，智利同样也会与其他国家一样陷入经济衰退。但是，衰退的程度远不会如此严重。智利为这项钉住汇率制度的试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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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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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把通货膨胀率从三位数降低到两位数之后，智利实行了钉住美元的钉住汇率制。它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这项政策成为治理通货膨胀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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