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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8–6上通货膨胀的数字所显示的是平减指数，即整体产量的价格指数。批发价格的前景甚至更好，在1977年年中之后，它们实际上开始下跌。“二战”之后，日本工人从低生产率领域转移至高生产率领域，如汽车和电子行业，这意味着相较于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出现了更快速的上涨。其结果是，相对于批发价格，消费价格出现了上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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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8–6中值得注意两点：首先，与通货膨胀相比，货币增速不仅更高，而且货币政策变化之前与之后相比，增速变化更大。其次，由于存在两年的延迟，在货币政策变化之后，通货膨胀甚至会模仿货币增长微小变动。与货币增长一样，在货币政策变化之后，通货膨胀不仅更低，而且变化更小。尽管没有在图中显示，货币政策变化之后与之前相比，产量变化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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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没有逃脱治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副作用的影响。在货币增速下降之后，日本遭遇了产量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的情况，尤其在1974年，在通货膨胀由于货币增速下降而开始明显放缓之前。1974年年底，产量出现了一个低点，在这之后，产量开始复苏并且开始增长，虽然增速比20世纪60年代兴旺时要更温和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增长速度——每年5%以上。正如图所示，在1983年之后，货币增速开始慢慢爬升，因此，在1985年之后，通货膨胀率也开始缓慢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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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率的过程中，日本从来没有实行过价格和工资管制。在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的同时，日本也正在调整因石油危机而产生的较高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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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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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所知，通货膨胀具有5个明显的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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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它主要是由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产量增长所造成的（尽管致使货币增长的原因多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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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当今世界，政府决定——或者可以决定——货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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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治理通货膨胀只有一种手段，即降低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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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货膨胀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通常是按年，而不是按月计算），同时，治理通货膨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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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治理通货膨胀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不良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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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1990年，美国曾经5次提高货币数量的增速，每一次货币增速上升之后，总是首先出现经济扩张，紧随其后就是通货膨胀。每一次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总是降低货币数量的增长。随着货币增速放缓，总是会出现通货膨胀性经济衰退。在此之后，通货膨胀开始下降，经济开始出现好转。迄今为止，这种次序与日本在1971~1975年经历的完全一致。非常不幸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都没有像日本一样展现出坚忍不拔的毅力，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对货币增长进行持续的约束。相反，我们的政府一遇到经济衰退便反应过度，又开始加速货币增长，重新开启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迫使我们这个国家再次遭受更高通货膨胀率和更高失业率的折磨。最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展现出某种坚忍不拔的毅力。在1982年下半年，当货币增长开始加快并且随后出现经济扩张的时候，也就是在通货膨胀远没有达到先前高点的时候，美联储在1987年采取了货币约束措施，尽管没有在通货膨胀已经明显超过前一次通货膨胀周期低点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就采取这种断然的措施。现在，美联储又一次寻求采取货币约束的措施，希望永久地把通货膨胀降到低水平——而正当我撰写本书时（1991年7月），我们又经历了一次通货膨胀性的经济衰退，并且似乎已经结束了，或非常接近结束的边缘，尽管通货膨胀还没有明显地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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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被错误的两分法所误导：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失业。这种选择方案是一种错觉。真正的选择是，我们要么选择高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高失业率，要么选择治疗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暂时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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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美国和英国来说，价格指数就是计算实际国民收入时的平减指数，而对于德国、日本和巴西来说，则是消费价格。对除巴西之外的国家来说，货币都相当于美国所定义的广义货币M2；而对于巴西来说，由于截至1989年只有一个总量的数据，因此巴西货币相当于美国所定义的狭义货币M1。对美国和英国来说，产量就是实际国民收入，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产量就是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美国和英国的数据来自《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82年，表4–8和表4–9），1975年之后的数据则是根据官方数据推测而来。至于其他国家的数据，均来自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也来自巴西央行发布的1989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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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所有图中的纵坐标和横坐标的刻度比率保持相同就能获得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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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美联储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家私人机构，存在着许多困惑，而这种困惑已经引发许多充满“稀奇古怪”阴谋论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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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的理事会由7名理事组成，这些理事都是总统在听取参议院意见并且在参议院的批准之后才加以任命的。显而易见，它是一个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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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产生困惑，是因为12家联邦储备银行是联邦特许经营的企业，每一家银行都有自己的股东、董事和总裁。而每一家储备银行的股东都是本地区的成员银行，他们有权选举出9名董事中的6名，余下的三名董事则由美联储的理事会任命。每家成员银行必须认购相当于3%资本和资本盈余的股票。因此，名义上，联邦储备银行是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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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股票股息的支付上限为6%，任何超过成本的额外收益都将被移交给美国财政部（1989年的额外收益约为200亿美元）。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可以任命其高级管理人员，但是，美联储的理事会具有否决权，而且实际上，它在任命地区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的时候常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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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联储最重要的政策制定机构不是理事会本身，而是公开市场委员会，它由7名理事会理事和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组成。但是，在任何一次投票中，只有5名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具有投票权，因此，理事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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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处说“如果计算准确的话”，是指把所谓的财政赤字作为隐性税收也计算在内。在引用的数字中，我把政府支出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因为在衡量税收负担时，这是比把它们全部作为“税收”更好的计算方法。虽然这是更好的方法，但是计算出来的税赋仍然很低，这是因为这里的数字并不包括在政府预算中被剔除的法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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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中引用的债务数据通常都会令人产生误解，因为它们都会把联邦政府机构和美联储的债务计算在一起。例如，在1990年6月，总债务为3.233万亿美元，而净债务为2.207万亿美元，少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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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代表、要纳税”（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是对“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略作修改后而来。“无代表、不纳税”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此口号概述了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人民的不满，这也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简言之，殖民地中的许多人认为，由于他们在英国议会中没有直接代表，所以任何它通过的关于殖民地税收的法律（如食糖法和印花税法），都违反了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这些法律同时也是对他们身为英国臣民应得权利的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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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作者略作修改，意思却完全相反，即如果不按照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由于纳税基数上升，税级更高，纳税人将会缴纳更高的税赋，也就是在没有对更高税率进行投票表决的情况下，自动纳税，即“无代表、要纳税”的情况。而现在按照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就会消除这种情况的发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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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最早的系统性分析见于《一项货币稳定计划》（A Program for Money Stability）（1960年），而最新的分析见于《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for the 1980s）（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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