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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本位制的终结和世界货币体系，即按照费雪的说法，在这个体系中每个国家都实行的“不兑现纸币本位”的出现，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文献流派：一种是科学派，另一种是流行派。科学派经济学文献主要研究货币改革以及政府在提供经济学家所谓“外在货币”时的作用，换言之，货币不再是一种支付承诺，而只是货币而已——在金本位制下就是面值与实际价值相符的纯金硬币，在目前美国货币制度下就是美联储的纸币和存款。流行派经济学文献总是危言耸听，并且支持硬通货的观点，几乎所有的理论都认为费雪所概括的观点将会继续适用，并且认为除非或者直到世界上主要国家再次采取商品本位的货币体系，世界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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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趣的是，这两派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在我看来，科学派经济学文献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流行派经济学文献所提出的问题：产生史无前例的货币体系的条件是否也伴随了某些变化，从而改变可能的历史进程，导致目前货币体系也将会步之前纸币本位的后尘？本章余下部分将尝试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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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货膨胀始终是有吸引力的可供选择的财政收入来源，因为通货膨胀实际上使得政府在没有经过任何人投票的情况下，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以一种无人能够察觉的方式”（凯恩斯，1920年，第236页）征收税赋。但是，由公众广泛支持的商品本位则可以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的确在更为发达的国家，公众的舆论是恶性通货膨胀和快速上涨的通货膨胀相对较少发生的原因。在和平时期，如果没有大范围的国内动荡，公众总能够对政府施加影响，迫使政府保持货币的可兑换性，或者，如果货币的可兑换性被中止的话，就迫使政府再次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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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改革货币和财政制度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找到具有与货币的贵金属可兑换性相同作用的替代品，从而维持对政府的压力，迫使政府不敢使用通货膨胀来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换言之，我们必须为价格水平找到一个名义货币锚，以取代对货币商品的实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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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费雪在1911年时概括的观点，即“不兑现纸币对于那些使用它的国家来说，始终是灾难的祸根”，是否在未来几十年还会适用。最近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墨西哥和以色列等国发生的经历已经印证了费雪的观点。但是，这些都不是高度发达国家，虽与费雪当年研究时所设想的国家情况更接近，却与现今高度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在更为发达的国家，如日本、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所发生的情况，使人们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更为乐观。在这些国家，与以往相比，今天公众对政府施加了同样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通过征收显性税来获取可供政府使用的资源。但是，在这些国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即试图降低纸币通货膨胀的政治吸引力。信息革命极大地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使得预期可以对经济失调，包括政府政策的变化做出更为及时和准确的反应。因此，与以往相比，广大公众和金融市场对通货膨胀变得更为敏感、更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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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第8章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货膨胀为政府通过三种途径获取资源提供了便利：第一，政府发行货币构成了对基准货币存量征收隐性通货膨胀税的行为；第二，由于没有把某些所得税的基数构成或把所得税税级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可能产生没有经过投票表决就增加显性税收的现象；第三，通货膨胀使得按照没有为未来通货膨胀进行足够补偿的利率发行的未清偿债务的实际价值出现下降。近年来，经济、政治和金融领域的变化都已经极大地削弱了这三种收入增长途径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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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种途径，美国的数据说明了这种趋势。从19世纪中叶到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基准货币或称高能货币，一直维持在国民收入的10%左右。然后，它开始大幅上升，到1946年达到了25%的顶峰。自那以后，基准货币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到了1990年，降至7%左右。在当今社会，政府税收收入和支出都已经达到国民收入的30%和50%——有时候甚至更高，与此相比，基准货币的比例可能是三个比例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即使通货膨胀的确不会降低基准货币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事实上，毫无疑问会导致这种比例的下降），那么，基准货币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将会给美国政府带来约为国民收入0.7%的收入。即使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金融的进一步创新可能会继续降低基准货币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使得这种财政收入的途径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相信在许多国家也已经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因此，对这些国家的政府来说，这种收入途径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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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财政收入的第二种途径——税级攀升，极有可能比第一种途径更为重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通货膨胀使得中低收入群体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将按照更高的税级纳税，而这种税级水平从来没有明确投票表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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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级攀升所造成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导致对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根据通货膨胀进行指数化处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能完全——消除这种途径的财政收入。[2]我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不了解，但是我猜测，只要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就会存在对个人税收结构进行实质性指数化处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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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收入途径同样非常重要。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联邦债务占到了年度国民收入的106%。到了1967年，尽管在正式联邦预算中不断出现财政赤字，债务水平还是下降至国民收入的32%。自那时起，随着财政赤字继续上升，债务水平也一直上升，但是即便如此，目前也只到达了46%的水平。经济的实际增长部分导致了赤字占比的下降，但是，通货膨胀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通货膨胀把债券发行时所确定的正名义利率转变成了事后的负实际利率（参阅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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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削减了这些途径的收入。市场的压力使得政府很难按照低名义利率发行长期债券。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美国联邦债券的平均期限大幅缩短——可转让附息国债的期限从1946年的9年零1个月缩短至1976年的两年零7个月。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平均期限在略微高出上述水平波动之后，随着通货膨胀的下降而延长，到了1990年，回升至6年零1个月的水平。除了战时情况之外，通过意外的通货膨胀将短期国债的正名义利率变成事后的负实际利率，比将长期国债的正名义利率变成负实际利率更为困难。另外，在短期国债上进行这种操作比在长期国债上进行这种操作更加无利可图。几十年来的严重和高度异变的通货膨胀导致现在比10年或者20年前更加难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产生任何程度的意外通货膨胀，而在10年或20年前，公众的预期仍只反映出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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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发行可就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国债，对于这种国债，政府无法从事后的负实际利率中获益。在美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支持财政部发行同样的债券，但是，迄今为止，财政部还不愿意付诸行动。但是，毋庸置疑，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再次变得严重且不稳定，发行保值债券的压力就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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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几十年相对稳定的长期价格水平会再次吸引资产持有人把名义利率视同为实际利率，但是这显然不是今天的实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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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作为一种政治选项，通货膨胀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考虑到广大选民对通货膨胀非常敏感，因此，当前建立某种货币安排，使得目前不兑现纸币本位超越费雪所概括的范围而成为特例，这在政治上可能会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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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经验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由于美国、英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已经采用这种本位，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更为严重（尽管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还比较温和）。这种严重程度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压力，从而导致整个西方世界形成反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限制货币增长和容忍暂时性高失业率的政策，以避免通货膨胀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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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降温，通货膨胀率从两位数降至较低的个位数水平。人们普遍支持美联储不断地宣传其继续抑制通货膨胀的意图，准备把通货膨胀率从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的3%~5%的水平继续向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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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所见，日本为我们提供了最令人惊叹的实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大大超过了20%，对此，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做出了迅速而又有效的反应，很快使货币增速大幅下降。此后货币增长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速度，因此，日本不仅把通货膨胀下降到低水平，而且也避免了一直困扰其他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剧烈波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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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则为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实例，显示了历史经验如何改变对通货膨胀选择的政治吸引力。在整个战后时期，德国一直希望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比英国、美国和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低的水平上。其背后的原因显然是因为“一战”后德国遭遇恶性通货膨胀所遗留下来的长期影响，而且又因“二战”后成功抑制通货膨胀的经历而得以加强。“一战”后德国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整个货币体系陷入瘫痪，人们不得不寻求易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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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经历了两位数通货膨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也成功地把通货膨胀率大幅降低了，尽管随着通货膨胀的下降，失业率还在上升。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法国以及欧洲共同市场中任何一个把本国货币与整个欧洲货币联盟联系起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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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政治上通货膨胀投机获利机会的下降引发了一种对承诺的期待，希望把费雪所概况的观点——不兑现纸币始终是一种灾难的祸根——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里，但是，这还远不能确保这一观点已经过时。政府往往会在短期目标的压力下采取完全有害于长期结果的政策行动。以色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突出的实例：在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十分糟糕的财政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还继续依靠通货膨胀，事实上，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可能已经成为政府资源的抽水机，而不是财政收入的源泉。但是，到了1985年，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见，以色列同样采取了强硬措施并最终终结了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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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政府将不兑现纸币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诱惑是否会导致这个世界最终回归商品本位制——或许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令人充满希望的选择是，在未来几十年里发达国家将会在货币和财政制度建设以及货币安排等方面取得成功，从而能够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倾向，而且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再一次给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带来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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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历史在未来几十年徐徐展开之后，人类才能够找到最终的答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从过去的历史中成功地吸取经验和教训——也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各种历史事件一样。自人类首次对货币和货币制度进行系统分析以来，这种以史为鉴的学习过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随着世界进入到迄今未曾探寻过的领地，这个学习过程也将进入到一个崭新而又紧迫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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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FSLIC）成立后的最初30年里，无论商业银行还是储蓄和贷款机构，都极少出现破产倒闭的现象。尽管存款储户不会因为银行过于冒险激进而遭受损失，但是权益所有人则会受到损失。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权益资本缓冲，权益所有人（或者，对于共同基金来说，基金经理）就有足够的动力来避免过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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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加速，导致利率上升，这使得银行以及储蓄和贷款机构的资产净值受到损失，因此，它们都按需借款、及时放贷和收贷。对于储蓄和贷款机构来说，由于它们的资产主要由长期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组成，因此，抗风险能力特别脆弱。一旦资产净值消失，银行就会想方设法地参与风险经营活动，这是一个“正面，银行赢；反面，纳税人输”的命题。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商业银行破产的数量出现了大幅上升，储蓄和贷款机构的破产更是出现灾难性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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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1970年起一直限制货币数量的增长，那么就能避免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而且尽管在存款和贷款保险安排上存在瑕疵，但是每年破产的银行以及储蓄和贷款机构的数量还是会维持在个位数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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