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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削减了这些途径的收入。市场的压力使得政府很难按照低名义利率发行长期债券。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美国联邦债券的平均期限大幅缩短——可转让附息国债的期限从1946年的9年零1个月缩短至1976年的两年零7个月。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平均期限在略微高出上述水平波动之后，随着通货膨胀的下降而延长，到了1990年，回升至6年零1个月的水平。除了战时情况之外，通过意外的通货膨胀将短期国债的正名义利率变成事后的负实际利率，比将长期国债的正名义利率变成负实际利率更为困难。另外，在短期国债上进行这种操作比在长期国债上进行这种操作更加无利可图。几十年来的严重和高度异变的通货膨胀导致现在比10年或者20年前更加难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产生任何程度的意外通货膨胀，而在10年或20年前，公众的预期仍只反映出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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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发行可就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国债，对于这种国债，政府无法从事后的负实际利率中获益。在美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支持财政部发行同样的债券，但是，迄今为止，财政部还不愿意付诸行动。但是，毋庸置疑，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再次变得严重且不稳定，发行保值债券的压力就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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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几十年相对稳定的长期价格水平会再次吸引资产持有人把名义利率视同为实际利率，但是这显然不是今天的实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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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作为一种政治选项，通货膨胀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考虑到广大选民对通货膨胀非常敏感，因此，当前建立某种货币安排，使得目前不兑现纸币本位超越费雪所概括的范围而成为特例，这在政治上可能会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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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经验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由于美国、英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已经采用这种本位，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更为严重（尽管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还比较温和）。这种严重程度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压力，从而导致整个西方世界形成反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限制货币增长和容忍暂时性高失业率的政策，以避免通货膨胀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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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降温，通货膨胀率从两位数降至较低的个位数水平。人们普遍支持美联储不断地宣传其继续抑制通货膨胀的意图，准备把通货膨胀率从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的3%~5%的水平继续向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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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所见，日本为我们提供了最令人惊叹的实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大大超过了20%，对此，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做出了迅速而又有效的反应，很快使货币增速大幅下降。此后货币增长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速度，因此，日本不仅把通货膨胀下降到低水平，而且也避免了一直困扰其他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剧烈波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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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则为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实例，显示了历史经验如何改变对通货膨胀选择的政治吸引力。在整个战后时期，德国一直希望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比英国、美国和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低的水平上。其背后的原因显然是因为“一战”后德国遭遇恶性通货膨胀所遗留下来的长期影响，而且又因“二战”后成功抑制通货膨胀的经历而得以加强。“一战”后德国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整个货币体系陷入瘫痪，人们不得不寻求易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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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经历了两位数通货膨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也成功地把通货膨胀率大幅降低了，尽管随着通货膨胀的下降，失业率还在上升。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法国以及欧洲共同市场中任何一个把本国货币与整个欧洲货币联盟联系起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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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政治上通货膨胀投机获利机会的下降引发了一种对承诺的期待，希望把费雪所概况的观点——不兑现纸币始终是一种灾难的祸根——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里，但是，这还远不能确保这一观点已经过时。政府往往会在短期目标的压力下采取完全有害于长期结果的政策行动。以色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突出的实例：在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十分糟糕的财政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还继续依靠通货膨胀，事实上，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可能已经成为政府资源的抽水机，而不是财政收入的源泉。但是，到了1985年，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见，以色列同样采取了强硬措施并最终终结了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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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政府将不兑现纸币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诱惑是否会导致这个世界最终回归商品本位制——或许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令人充满希望的选择是，在未来几十年里发达国家将会在货币和财政制度建设以及货币安排等方面取得成功，从而能够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倾向，而且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再一次给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带来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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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历史在未来几十年徐徐展开之后，人类才能够找到最终的答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从过去的历史中成功地吸取经验和教训——也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各种历史事件一样。自人类首次对货币和货币制度进行系统分析以来，这种以史为鉴的学习过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随着世界进入到迄今未曾探寻过的领地，这个学习过程也将进入到一个崭新而又紧迫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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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FSLIC）成立后的最初30年里，无论商业银行还是储蓄和贷款机构，都极少出现破产倒闭的现象。尽管存款储户不会因为银行过于冒险激进而遭受损失，但是权益所有人则会受到损失。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权益资本缓冲，权益所有人（或者，对于共同基金来说，基金经理）就有足够的动力来避免过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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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加速，导致利率上升，这使得银行以及储蓄和贷款机构的资产净值受到损失，因此，它们都按需借款、及时放贷和收贷。对于储蓄和贷款机构来说，由于它们的资产主要由长期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组成，因此，抗风险能力特别脆弱。一旦资产净值消失，银行就会想方设法地参与风险经营活动，这是一个“正面，银行赢；反面，纳税人输”的命题。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商业银行破产的数量出现了大幅上升，储蓄和贷款机构的破产更是出现灾难性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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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1970年起一直限制货币数量的增长，那么就能避免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而且尽管在存款和贷款保险安排上存在瑕疵，但是每年破产的银行以及储蓄和贷款机构的数量还是会维持在个位数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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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税的附带效应中，最重要的是无法就通货膨胀对资本收益和利率进行调整。名义资本收益和名义利息收入都应纳税，而不应只有实际资本收益和实际利息收入的名义价值纳税。在企业所得税上同样存在附带效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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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祸害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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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寻的过程已经涵盖了极其宽泛的空间和时间——从遥远的罗马帝国和古希腊，一直到现代的以色列和智利，以及在此期间的各种历史片段。尽管我们只是对几个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但是我们也间接地接触到了更多的货币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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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读者们已经对这些货币逸事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对货币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寻了货币在人类社会中所起到的普遍作用，分析了几个相对简单的货币观点在大范围内的应用，也试图去理解广大公众甚至是货币当局在理解和运用这些观点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在“一战”结束的时候，法国总理、《凡尔赛条约》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乔治·克列孟梭曾经说过：“战争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不能仅仅交给军人。”我也常常套用他的这番警世语录：“货币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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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生活中，货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甚至在货币结构中某些微小的变化，都可能产生深远而又始料不及的影响。正如在《1873年铸币法案》中所看见的那样，虽然只是遗漏了一项条款，却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事实上，近乎重塑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美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的政治生涯却被一项苏格兰的化学发明和南非金矿的工人所终结。在美国，为讨好一小部分势倾朝野的国会议员而通过的货币政策，却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影响。两个不同国家采取了相同的货币政策，只因为两个决定间隔了6年的时间——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化为悲喜两重天的结局。一个货币体系上的变化会促使世界经济驶向一片未知的海域，在最终平静下来之前的十多年里，一直遭遇各种不安与动荡，但是迄今还未找到可以达成共识和相互信任的路线图来指引货币未来的发展道路。类似的陈述可以连篇累牍地进行下去，完全可以超出本书所谈及的货币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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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重要、论据最翔实但又遭到顽固反对的观点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1]如果不能说数千年的话，数百年来，这个观点被学者和货币事务官员所熟知，但是，它并没有阻止政府部门屈服于利益的诱惑，通过货币贬值来掠夺他们的利益——“无代表、要纳税”，而与此同时，却极力否认称他们并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把由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视为各式各样魔鬼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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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并不遥远。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人们不需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屈服于利益的诱惑是目前阿根廷、巴西、尼加拉瓜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陷入苦难之中的原因。最近，全面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在玻利维亚肆虐，幸运的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货币体系改革，但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产量下降，陷入痛苦，生活水平下降。我猜想，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上会出现更多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全面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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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数量的快速增长会产生通货膨胀。反之，货币数量的急剧减少则会导致经济萧条，这同样是一个论据翔实的观点。这个观点没有在本书中进行过详细的论述，但是，涉及这个观点的货币事件包括：1873~1879年美国的经济萧条，19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时期，以及把富兰克林·罗斯福送入白宫执政并且为20世纪30年代白银收购计划创造条件的1929~1933年的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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