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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政府将不兑现纸币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诱惑是否会导致这个世界最终回归商品本位制——或许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令人充满希望的选择是，在未来几十年里发达国家将会在货币和财政制度建设以及货币安排等方面取得成功，从而能够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倾向，而且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再一次给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带来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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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历史在未来几十年徐徐展开之后，人类才能够找到最终的答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从过去的历史中成功地吸取经验和教训——也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各种历史事件一样。自人类首次对货币和货币制度进行系统分析以来，这种以史为鉴的学习过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随着世界进入到迄今未曾探寻过的领地，这个学习过程也将进入到一个崭新而又紧迫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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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FSLIC）成立后的最初30年里，无论商业银行还是储蓄和贷款机构，都极少出现破产倒闭的现象。尽管存款储户不会因为银行过于冒险激进而遭受损失，但是权益所有人则会受到损失。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权益资本缓冲，权益所有人（或者，对于共同基金来说，基金经理）就有足够的动力来避免过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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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加速，导致利率上升，这使得银行以及储蓄和贷款机构的资产净值受到损失，因此，它们都按需借款、及时放贷和收贷。对于储蓄和贷款机构来说，由于它们的资产主要由长期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组成，因此，抗风险能力特别脆弱。一旦资产净值消失，银行就会想方设法地参与风险经营活动，这是一个“正面，银行赢；反面，纳税人输”的命题。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商业银行破产的数量出现了大幅上升，储蓄和贷款机构的破产更是出现灾难性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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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1970年起一直限制货币数量的增长，那么就能避免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而且尽管在存款和贷款保险安排上存在瑕疵，但是每年破产的银行以及储蓄和贷款机构的数量还是会维持在个位数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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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税的附带效应中，最重要的是无法就通货膨胀对资本收益和利率进行调整。名义资本收益和名义利息收入都应纳税，而不应只有实际资本收益和实际利息收入的名义价值纳税。在企业所得税上同样存在附带效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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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祸害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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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寻的过程已经涵盖了极其宽泛的空间和时间——从遥远的罗马帝国和古希腊，一直到现代的以色列和智利，以及在此期间的各种历史片段。尽管我们只是对几个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但是我们也间接地接触到了更多的货币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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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读者们已经对这些货币逸事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对货币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寻了货币在人类社会中所起到的普遍作用，分析了几个相对简单的货币观点在大范围内的应用，也试图去理解广大公众甚至是货币当局在理解和运用这些观点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在“一战”结束的时候，法国总理、《凡尔赛条约》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乔治·克列孟梭曾经说过：“战争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不能仅仅交给军人。”我也常常套用他的这番警世语录：“货币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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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生活中，货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甚至在货币结构中某些微小的变化，都可能产生深远而又始料不及的影响。正如在《1873年铸币法案》中所看见的那样，虽然只是遗漏了一项条款，却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事实上，近乎重塑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美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的政治生涯却被一项苏格兰的化学发明和南非金矿的工人所终结。在美国，为讨好一小部分势倾朝野的国会议员而通过的货币政策，却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影响。两个不同国家采取了相同的货币政策，只因为两个决定间隔了6年的时间——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化为悲喜两重天的结局。一个货币体系上的变化会促使世界经济驶向一片未知的海域，在最终平静下来之前的十多年里，一直遭遇各种不安与动荡，但是迄今还未找到可以达成共识和相互信任的路线图来指引货币未来的发展道路。类似的陈述可以连篇累牍地进行下去，完全可以超出本书所谈及的货币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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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重要、论据最翔实但又遭到顽固反对的观点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1]如果不能说数千年的话，数百年来，这个观点被学者和货币事务官员所熟知，但是，它并没有阻止政府部门屈服于利益的诱惑，通过货币贬值来掠夺他们的利益——“无代表、要纳税”，而与此同时，却极力否认称他们并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把由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视为各式各样魔鬼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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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并不遥远。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人们不需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屈服于利益的诱惑是目前阿根廷、巴西、尼加拉瓜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陷入苦难之中的原因。最近，全面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在玻利维亚肆虐，幸运的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货币体系改革，但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产量下降，陷入痛苦，生活水平下降。我猜想，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上会出现更多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全面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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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数量的快速增长会产生通货膨胀。反之，货币数量的急剧减少则会导致经济萧条，这同样是一个论据翔实的观点。这个观点没有在本书中进行过详细的论述，但是，涉及这个观点的货币事件包括：1873~1879年美国的经济萧条，19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时期，以及把富兰克林·罗斯福送入白宫执政并且为20世纪30年代白银收购计划创造条件的1929~1933年的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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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往往会忽视这些论据翔实的货币观点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一个人遇到问题的情况和一个整体遇到问题的情况之间所存在反差。如果你去市场买草莓，只要摊主有货，你就可以按照标价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对你来说，摊主的出价是固定的，而摊主可卖的数量则是可变的。但是，假设突然之间每个人都想买草莓，对于庞大的整体人数来说，在某个时刻摊主可卖的数量是固定的。人们对以初始价格出售的草莓数量的需求突然增加，因此，只有把价格提高到足以把草莓需求降至可卖数量，才能满足部分人购买草莓的需求。对于整体来说，可卖的数量是固定的，而摊主的出价则是可变的——这与个体遇到的情况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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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差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如此。在我们所讨论的货币领域，作为个体，你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持有更多的现金，其现金数量只取决于你个人的财富水平。但是，在任何时候社会总体的现金数量都是固定的，如果这里的现金指的是基准货币，那么现金数量主要由美联储来决定，或者，如果这里现金的概念更宽泛的话，那么现金数量就会由美联储和银行来决定。因此，只有别人持有的现金数量减少，你才能持有更多的现金，但是，你的个人情况不会让你注意到这种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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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个体，收入的增长是件好事，你不必去在意这种收入的增长最终是源于个人生产力的提高，还是源于政府货币超发的行为。但是，对于社会整体来说，这两种收入增长的来源具有天壤之别：正如我们在第2章的关于直升机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样，第一种情况是一种福祉，而第二种情况则是一种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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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个体都会从他们的个人经历中想当然地推断，相信适用于他们的真理也同样适用于社会整体。我认为，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是绝大多数流传甚广的经济学谬误产生的基础——无论是我们正讨论着的货币观点，还是关于其他经济或社会现象的观点，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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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把好事和坏事与具体的人对应，并且总是把遇到的坏事归咎于别人的恶意，这也是人的天性。但是，美好的愿望可能也会像见不得阳光的恶魔一般遭受误解折磨。因此，只有开诚布公，而非无理反驳，才能化解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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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确理解一般经济关系，特别是货币问题的重要性可以用200多年前来自内穆尔地区的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皮埃尔·杜邦先生所讲的一段话来加以阐述。针对发行超额指券的提议，他讲道，“先生们，人们太容易从那些激烈的争论中推断出恶意，这是十分令人讨厌的惯性思维。对于所有的意图，必须怀有一颗仁慈之心，我们应该相信这些目的是高尚的，而且它们的确如此。但是，在面对自相矛盾的逻辑或荒诞不经的推理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必怀有任何仁慈之心。蹩脚的辩论家无意中犯下的罪行，要比坏人有意犯下的罪行多得多（1790年9月25日）”（引自弗里德曼，1977年，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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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记得我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个观点是在1963年（弗里德曼，1963年），后又在1968年重新发表（1968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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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祸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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