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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要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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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瘦弱的乞丐出现在我所乘坐的出租车前面。她光着脚，抱着一个婴儿。我与她目光相接，赶忙看向别处。在另一边，我看到几个乞丐站成一排，举着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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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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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传来了召唤人们进行礼拜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微弱，却与街上其他声响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宣礼词已经读到了第三个间隔处，我这才意识到伊斯兰教在这座汇聚了近千万居民、充满勃勃生机的城市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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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就在这里，远离家乡，混在他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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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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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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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车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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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啊，伙计。”我催促司机。他却端坐在那儿，重重地踩着刹车，其他司机开始按喇叭。那个乞丐走过来。我知道，那乞丐肯定要开始敲门，再伸出手来乞讨，于是我又一次看向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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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前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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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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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要抗议，那乞丐却坐上了车，开始摆弄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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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动了。司机、乞丐、婴儿和我，4个人都在车里一声不响。我是不是被绑架了？如果是的话，那这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安静、最秩序井然的绑架。或许我应该赶紧翻看一下《孤独星球——印度尼西亚》，找找自我保护那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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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加速驶上了高速路，进入了拼车专用车道。我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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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绑架，而是一宗交易。这个乞丐摇身一变成了一位乘客，因此司机（以及我）就可以使用拼车专用车道，代价只是给她一点小钱。她是雅加达众多流浪汉中的一员，他们并不在乎自己去往何处；我的司机也不在乎；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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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在追求着同一个东西，我们出来的目的都是赚钱。乞丐很乐意为了获得一点印尼盾而乘车10公里，我的出租车司机很乐意为了一笔车费而驾车100多公里，我则乐意为了一个投资机会而穿越上万公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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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货币似乎只是一种交换工具和交易渠道，从一个人的手中交换到另一个人的手中。然而，货币绝不仅仅是用来交换的。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来看，通过这样的交换，货币还在社会、精神、自然乃至艺术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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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了货币，我才会遇到这样3个我本不会遇到的人。虽然我没有把他们加成脸谱网的好友（印度尼西亚是脸谱网最大的市场之一），但货币在原本毫无关联的我们几人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关联：货币促成并塑造了我们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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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还刺激了大脑：对收益的预期很可能激活了伏隔核——大脑中负责奖赏效应的部分；而当我想到自己可能要遭遇抢劫，破财的想法又激活了我的杏仁体——大脑中掌管恐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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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或演化的角度看，货币也发挥着作用。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人类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受到了需求和欲望的驱使。为了生存，所有人都需要与其他人进行交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辆车上的4名乘客就彼此依赖：我需要有人载我一程，司机需要赚到车费，乞丐想赚点小钱，婴儿则需要一个地方睡觉。货币帮助我们取得赖以生存的资源，从一口果腹之食到一处安身之所。虽然货币本身是人类的一种发明，但实际上所有的有机体都需要通过交换来谋求生存。从海胆到水藻，从飞鸟到花朵，交换是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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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这个角落——印度尼西亚，就连飞鸟和花朵也出现在货币上。1960年，印度尼西亚银行发行了一套上有本土生物图案的印尼盾：太阳鸟、绿领原鸡、夜来香、三角梅。在这里，货币不仅是价值的象征，更是那些对印度尼西亚社会有价值的事物的象征——本土的动植物、国家的徽章和格言或开国总统。有的印尼盾纸币上印着印尼国徽“迦楼罗–潘查希拉”，一只抓着绶带的大鹏鸟。实际上，迦楼罗是印度教神明毗湿奴的象征，对于印度尼西亚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穆斯林的国家来说，把这个形象印在本国的货币上还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然而，这一形象代表了印度尼西亚文化史上的一个篇章，描绘了印度教于2世纪传播到这个岛国的历史。实际上，这一形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鹰与蛇的神话传说。历经数千载，这个形象穿越了千山万水，融入了多个不同的文化之中。比如，一美元纸币背面的美国国徽的中央就有一只鹰。鹰嘴里衔着一条蛇一般的绶带。货币上的标志可谓一种文化化石，直通我们的历史。它们也是通向未来的路标，提醒着我们应当追寻怎样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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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就不想在投资银行工作。说老实话，在去投资银行工作的第一天，我就哭了鼻子。在伦敦拿到了研究生学位之后，我去了印度的芒格洛尔，和我的好友一起开办了一家在线教育公司。我们耗尽了所有资金，于是我不得不应聘伦敦的投资银行的计算机程序员，赚钱来支付账单。我得到了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来自雷曼兄弟，一个来自摩根大通。我多么希望我可以说，我之所以选择了摩根大通是凭借惊人的先见之明，以及对公司历史地位、要塞般坚实的资产负债表、群星闪耀的管理层的审慎考虑。但实际上，我做出选择的标准是办公地点：摩根大通的办公室位于伦敦市中心，而雷曼兄弟的办公室则在金丝雀码头——伦敦东部的一个金融区，我不想坐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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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上班的第一天，便有个念头浮现出来——我在为银行工作。为银行工作没什么不好的，但我就是不喜欢。在这儿工作，我得把衣领熨平，电子邮件的结尾得写上“顺祝商祺”；我得学着使用金融圈的那些行话术语，还要伺候好我的经理们。这一切都太公司化了，与我对人生的设想截然不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想要成为迈克尔·刘易斯在《将世界甩在身后》中所描写的那些硅谷巨头一样的人，比如吉姆·克拉克和马克·安德里森。结果，我却走进了一个《说谎者的扑克牌》[1]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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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在伦敦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又在旧金山短暂待了一段时间，接着在2008年被调到纽约的新兴市场股票部门工作。我成了一名股票经纪人，负责把发展中市场公司的股票销售给大型机构投资者，诸如那些管理着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我工作得很努力，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认为自己不会在这儿干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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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快整个世界不再平静了。首先，摩根大通在纽约的办公室就位于中央火车站之上，所以每当有火车进站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隆隆的震动。其次，雷曼兄弟倒闭了（就像我在印度的公司一样），金融危机即将到来。我处于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我就在身陷这场危机的一家银行的交易业务楼层工作。我可不是旁观者，我就是局中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正如我今天的想法一样，我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我决定留下来（而且很走运地没被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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