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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来自古代吕底亚的硬币有着数百种样式，其上描绘的形象包括野猪、马匹、海豚，乃至怪物。这些形象可以用来区分硬币的发行者。由吕底亚国王发行的硬币上通常有狮子的头或爪的标志。人们先在模子上刻出这些标志，再把模子放在一块琥珀金上，然后用锤子打制，在硬币上留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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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底亚的最后一位国王克洛伊斯于公元前560~前547年在位，正是他发行了纯银和纯金、带有狮子和公牛标记的钱币。克洛伊斯的钱币标志着复本位制的开端，即两种金属都为货币，且在两种金属之间设置固定的价值比率的货币制度。根据《希腊罗马货币牛津指南》一书的说法，在克洛伊斯统治期间，黄金和白银之间的兑换比率为1克黄金兑换13.3克白银，或1克黄金兑换10克琥珀金。他发行的金币重8.1克，要比之前发行的琥珀金币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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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的发展使得吕底亚变成了一个更加富有的王国，克洛伊斯本人也以极其富有而闻名。在英语中，我们偶尔还会听到“像克洛伊斯一样富有”的说法。他挥金如土，把大量的琥珀金和黄金送给了神谕所。他热切地询问神，如果与波斯人开战会有怎样的结果。神却给出一个神秘莫测的回答，告诉他一个显赫的帝国将会覆灭。克洛伊斯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于是对波斯人发动了进攻，结果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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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底亚王国终结了，但货币制度在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方，乃至印度和中国繁荣发展。古典学教授戴维·夏普斯认为，吕底亚、印度和中国制造的硬币看起来并不一样，并且采用了不同的技术。印度的钱币是不匀称的，为了确保钱币的重量符合标准，它们的边缘会被切掉。印度的钱币上还会有几个冲压的痕迹，表明它们是在铸币厂里制造出来的。中国的钱币用青铜制成，会做成铲子、圆盘或刀的形状。有的钱币上还有孔，因此可以用绳子把钱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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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弄清楚这些文明究竟是自己发明了货币还是通过贸易活动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影响。就连夏普斯对此也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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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底亚、印度和中国有可能各自独立地发明了货币制度。即便不是如此，那么它们也一定各自独立地发展了对货币的使用。这三个文明发明货币制度的背后可能有着互不相关的原因，且相互之间也没有对彼此产生过任何影响。但是，我们肯定有必要去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这三个将货币制度发展成一种站得住脚而又实用的革新的地方，一定有某些相似的条件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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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独力发展了货币制度。他们指出，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摩亨朱达罗文明的遗迹中发现了带有楔形文字的银币，这表明当地人民可能曾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交易。成文于公元前1500年的古印度文献《梨俱吠陀》中曾经提到了黄金货币，有些人认为这种货币是当时的印度地区所独有的。然而，也有人认为货币制度是在阿契美尼德人入侵或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希腊帝国东征时期带到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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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钱币带来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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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底亚人和希腊人之间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克洛伊斯曾经与斯巴达人结成联盟，还曾经和平地将多个希腊城邦纳入自己的王国治下。吕底亚字母就源自希腊字母。在吕底亚发现的一些手工艺品，比如瓶子与碗，都采用了希腊式的设计。克洛伊斯的钱币也很有可能是由希腊雕工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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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希腊钱币是银质的。希腊人可以从友邦的贡品中得到白银，此外还可以从仅仅25英里之外的劳里昂银矿中得到大量的白银。在劳里昂银矿的鼎盛时期，大约有3万名奴隶在2 000多个矿井中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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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546年，希腊人就开始在雅典生产钱币了。当时的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之下，他急需资金为雇佣军支付薪酬，以及为他野心勃勃的建筑计划提供经济支持。当时货币的计量单位是德拉克马，源自希腊文“紧握”一词，最初用来衡量谷物或金属条之类的原始货币。1德拉克马相当于6欧包，欧包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烤肉叉”一词。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人会在献礼和牺牲典礼上使用铁叉。铁叉交易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的生存还很依赖于食物的烹制和分享。1德拉克马相当于4.32克白银，而1欧包则重0.72克。此外，希腊人还发行过价值更高的钱币。例如，常用的四德拉克马相当于4个德拉克马，重17.28克。十德拉克马相当于10个德拉克马，是面额最大的钱币，但这种钱币的发行量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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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共发现过14种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发行的钱币。从马匹到轮子，钱币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这说明这些钱币是由不同的主体发行的。其中，有猫头鹰图案的钱币最为出名，因为它最为持久。在银矿枯竭之前，猫头鹰图案的银币连续发行了好几百年。公元前525年，在四德拉克马银币的正面加上了类似于美杜莎的蛇发女妖的形象，这一形象与雅典娜有关。几年之后，蛇发女妖的形象被雅典娜的形象取代，银币背面的形象则是雅典娜的圣物——猫头鹰。大部分猫头鹰银币由雅典的铸币厂制作。雅典的铸币厂紧邻着广场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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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封锁了前往劳里昂银矿的道路，雅典几乎丧失了全部的白银供给。于是，雅典人从雅典卫城的奈基雕像上取下黄金，制成金币。由于贵金属供给越发紧张，雅典只好发行了用青铜镀银的猫头鹰钱币。随着可供使用的金属材料越来越少，雅典还发行了更低面值的猫头鹰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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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家主动降低钱币质量的行为之外，还出现了假冒的猫头鹰钱币。雅典禁止不在其绝对控制之下的城市发行猫头鹰钱币。但这条禁令没有得到完全遵守，于是雅典只好派人到诸如埃及这样遥远的地区去确保法律的施行，并对违法者处以1万德拉克马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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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国崛起之后，猫头鹰钱币被带有海格力斯和宙斯形象的钱币取代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钱币还取代了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0年左右发行并在整个波斯帝国内流通的纯金的大流克。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在从马其顿到埃及的各个地方设立了至少20个铸币厂。亚历山大大帝的钱币开始跨国流通，并扩展了他在所经地区的影响力。他所铸造的金币是在英国发现的最早的古钱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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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公元前3世纪，猫头鹰钱币又在雅典复活了。钱币上刻有负责发行货币的雅典官员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以及发行月份。经济史学家彼得·范·阿尔芬写道，在公元前42年进行的旨在为朱利乌斯·恺撒复仇的腓力比战役结束之后，猫头鹰钱币的生产停止了，因为罗马成为统治者。罗马硬币成了整个疆域内通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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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的货币理论，货币金属论者认为猫头鹰钱币是由贵金属制成的，因此有其内在价值，政权只是为已经在发挥货币作用的事物加以合法授权而已。货币名目论者承认了猫头鹰钱币的内在价值：如果没有铸成它们的那些贱金属，它们本身将毫无价值。但是铸币税的存在表明，钱币的价值不仅来自于铸成它们所用的金属。额外的价值来自于发行猫头鹰钱币并强制使其成为可被接受的支付手段。雅典发布了指导文件，告诉大家在阿哥拉，哪些钱币是可以被接受的。雅典禁止伪造的猫头鹰钱币的流通，这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货币价值的最主要来源是人们对货币的信心。人们必须要相信这些钱币是真正的法定货币。如果人们普遍对钱币的合法性心存怀疑，那么市场中就会人心惶惶，甚至引发货币危机乃至权力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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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的开支导致多余的钱币进入了流通环节。据估算，在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大约发行了数以百万计的钱币，使得钱币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进行大批量生产的物品之一。此时恰逢雅典在公元前480年左右为迎击波斯人而组建舰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等武装冲突期间，国家需要钱币来支付士兵们的军饷。国家还为修建帕特农神庙花掉了至少16 000德拉克马。雅典还需要为陪审员和参加公民大会商讨国家大事的公民承担开支。就连公民到剧场里参加宗教活动，国家也要为每个人花上两个欧包。国家的开支把更多的钱送到了人民手中，甚至包括外国人的手中，而这创造了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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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工人和公民们逐渐开始把这些小钱币——他们可以移动的财富——带到了阿哥拉，而阿哥拉则变成了雅典生活的中心地带。钱币催生了阿哥拉中的买卖交易。钱币是公民骄傲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法治国家的价值。希腊文中钱币一词“nomisma”与法律“nomos”很相似，最终衍生出了英语中的“numismatics”一词，即钱币学。货币制度刺激了市场活动，带来了更多的货币、人和商品。商人们积极地观察着所销售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情况，并相应地做出价格调整。不经商的人和不识字的人原本要依赖代理商和其他中间人来进行交易，现在则可以自己进行交易。人们不再需要用天平和砝码来衡量基本商品的内在价值（但在阿哥拉仍然还有用于称重体积较大货物的天平）。货币成为一种价值的标准，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价值，其中包括像小麦和大麦这样的商品。而且，诸如时间和劳动这样的无形的概念也可以用货币标准来衡量其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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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促进了货币的使用。学者们曾经争论雅典的银行是否不仅仅发挥货币兑换和当铺的作用。银行、商店和神庙都会对外借贷。古典学者爱德华·科恩认为，银行在阿哥拉获得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表明人们意识到了银行在经济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贷款通常以货币形式放出，从而制造了对硬货币的更多的需求。有证据表明，雅典的银行为了方便交易活动而发放了大量的信贷，而这为市场带来了更多的货物和活力。比如，香料商人有很多库存，所以要依赖银行贷款来进行周转。银行还会向采矿者发放贷款，支持他们获取开采权和进行军事活动。科恩认为，最多的贷款发放给了船只，并且用船只的货物做抵押。信贷在雅典十分发达，雅典成为一个依赖于货币的经济体。如果不和货币打交道，财富的转移就会变得十分困难。通行费、海关关税和租金也大部分用货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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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不仅塑造了阿哥拉，同时也创造了更庞大的雅典社会。硬币的出现有让社会民主化的作用，从而使人们不再依赖自上而下的再分配体系。在原本的体系中，人们需要依赖于中央政权、贵族甚至繁杂的家族关系网络。货币塑造了一个人们彼此依赖的关系网，其中不再包含礼物经济中那种由感恩之情而引发的责任义务。人类学家杰克·韦瑟福德在《货币史》一书中写道，可能正是货币的出现促进了民主制度。除了取消债务的改革之外，雅典的领导者梭伦还扩大了公职人员的从业资格范畴。个人拥有的财富数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不再单纯考察一个人是否出身于贵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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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表现出了出色的商业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把雅典看作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体，那么未免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扭曲了历史真相。不仅如此，如果把货币制度当成自由化改革的唯一驱动因素，也未免有失偏颇。利奥波德·米吉欧特在《希腊城邦的经济》一书中写道，人口构成的变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交通路线的改进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管怎么说，货币都是一种民主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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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著名的希腊哲学家持不同观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和市场心存疑虑。他们曾探讨过货币的多种形式，这也使得一些学者相信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都是出自他们的哲学思想。柏拉图认为，货币助长了贪婪和腐败，并想要禁绝黄金和白银的使用。柏拉图觉得，贸易和零售业会“让人们惯于欺骗，在公民之间播下猜疑的种子”。他主张对市场施加严格的管制。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货币金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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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难道他是一个货币名目论者吗？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似乎这样认为，他将柏拉图视为货币名目论的“已知的最早的倡议者”。然而，这种观点或许又是在鲁莽地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待过去的问题。柏拉图确实区分了符号货币和他所谓的真正的货币，即现代人所说的软货币和硬货币。他说，国家发行了符号货币，并决定其形状和初始价值。因此，符号货币只能在这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内通行，而无法在其他国家疆域内使用。真正的货币，也就是硬货币，是市场决定的流通物，可以出口到外国，并在与外国人的交易中使用。毫无疑问，柏拉图一定会对美元的作用感到惊讶：美元是一种符号货币，但是100美元的纸币却散布全世界，并在其他的主权国家（比如巴拿马）里被当作官方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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