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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抽象。随着人类进行象征性思维的能力的增强，我们不再需要看得到或触碰得到的价值根源。今天的货币已经是一种抽象概念，是帮助我们取得生存所需资源这一演化层面的目标的抽象。脑部扫描显示，得到美元可以导致大脑中负责奖赏情绪的伏隔核的活跃。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这些绿色的纸片代表着某种有价值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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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普适性。随着社会的“超级大脑”走向全球化、彼此互连互通，世界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的金融体系，而这一金融体系正是由那些发行软货币的机构支撑起来的。人类的大脑学习新东西需要时间，而社会的“超级大脑”也花费了上千年才将软货币接受为货币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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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权力。软货币的发行者可以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随意地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货币发行者们可以设计出在其管辖范围内有价值的软货币。相比之下，硬货币在其疆域之外也可能有价值，因此有流失的风险。软货币可谓是一种金融炼金术。货币发行者可以凭空制造出货币，为自身的活动提供经费，无须直接对其子民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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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种说法有一点愤世嫉俗，但富于启发性。在古代世界，货币制度带来了民主化的效果。然而，当罗马的领袖们开始对货币的价值做手脚时，他们意识到货币发行人的身份可以有政治上的用处。通过对硬货币大规模地进行操控，他们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节经济。开创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帝国大业的金融家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曾说：“如果我能掌控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我才不会在乎谁来制定这个国家的法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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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属论者承认，硬货币曾经在历史上被操纵过。但是他们也认为，软货币让政府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尼禄不可能立刻对整个货币体系施加影响。在尼禄发行新的贬值了的货币时，市场上仍然有高品质的货币在流通。这些高品质的货币会升值，人们囤积这些货币并最终使它们退出流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然而，有了软货币，国家可以同时影响所有货币的价值。当美联储印发纸币时，它调节的是货币的总供应量，从而影响到每一美元的价值。在软货币领域，格雷欣法则是无效的，因为所有的良币都会变成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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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行和变更软货币都要容易得多。第纳尔金币的发行受到金属数量的限制，而美元的发行不需要金属，因此不会受到限制。截至2013年6月，全球共流通了1.1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在美国之外流通。如果用其他方式来衡量货币供应，就会发现数字更加庞大：截至2013年6月，基础货币的数量，即流通中的货币与美联储存放的银行存款的总和为3.2万亿美元，庞大得令人震惊。在货币的历史上，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更加常见，特别是在经济遇到困境的时候。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和其后，通过调整政策来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已经成了重振经济的惯常做法。此举不仅是为了鼓励信贷扩张，同时也会推高某些资产价格，刺激投资者进行风险性更高的投资，从而进一步支撑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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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不那么担心通货膨胀率比预期的更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价值会逐渐受到侵蚀，使得借款人可以在未来用价值更低的货币来偿还债务。比如，我向你借了100美元，约定在明年偿还，没有利息。假设在这一年中物价提高了3%，那么美元的购买力就下降了。一年之后，100美元就只剩下大约97美元的购买力。这点损失看起来不大，但是对于借款数额巨大的借款人来说，这就成了一笔巨大的收益，而承受损失的是债权人。比如，如果美国以固定利率借款5 000万美元，期限20年，随后物价超出预期地每年提高3%，在20年期满之时（按简单的年复利计算），美国政府需要偿还5 000万美元，但此时这一数额的美元的价值只相当于曾经的大约2 800万美元，政府因而从中获利。假设情形相反，即物价超出预期地每年下降3%。那么，在20年期满之际，美国政府仍然需要向债权人支付5 000万美元的本金，而这笔钱此时拥有相当于大约9 000万美元的购买力，美国政府因而承担了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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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由于软货币易于创造、容易出现通货膨胀，因此大量举债的货币发行者可以从软货币体系中获益。但是，软货币的本质决定了货币发行者在进行一笔与魔鬼的交易。在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二部分里，皇帝没有足够的钱来偿还债务、发放军饷。于是，魔鬼说服皇帝发行纸币，而支撑纸币的黄金要留到以后再铸造。货币依然是价值的象征，但其价值已经抽象化了。哈佛大学教授马克·夏尔剖析了这一转变过程中魔鬼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可以从人们的脑海中‘挖’出来信用，那么他就根本不需要从地里面挖……金子。”魔鬼意识到，从硬货币到软货币的转变首先出现在人的大脑里：心理上的转变总是出现在经济上的转变之前。皇帝的顾问们也赞同魔鬼的主意，因为“他们对货币财富的根源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对变得富有感兴趣”。一开始，纸币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皇帝不仅偿还了债务，还为军队发放了军饷。就连裁缝的生意都变得更加繁忙了。但最终，这些财富转瞬即逝，而且加剧了皇帝挥霍无度的毛病。通货膨胀率的高企引发了社会动荡，开始有人反对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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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故事听起来像是个天方夜谭，但歌德是受到了真实事件的启发才写出了这样的故事。歌德很熟悉18世纪时法国的情形。当时法国人就使用软货币来解决经济不景气的问题。这种方法在短期内发挥了效果，接着却带来了经济毁灭。在人类历史上，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软货币都曾经展示过它巨大的潜力和破坏力。我们尚且很难说《浮士德》是否预言了美国的困境。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增加了货币供应。此举可能有助于挽救经济，但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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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它带来的是蓬勃的发展还是泡沫的破裂，软货币都可谓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软货币使得货币发行者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达到政治目的。货币发行者的政策主张同样可以通过货币市场迅速地影响世界的其他地区。在这个不受有限的金属约束的货币体系中，软货币已经变得毫无界限，制造软货币的炼金术士可以随心所欲地增加供给。货币发行者早就学会了孩子们在玩剪刀、石头、布时学会的规则：布胜过了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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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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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伦知道他做了件了不起的事。蔡伦是汉和帝时的大宦官。105年，他将他的发明告知了皇帝，但他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项发明将永远地改变货币和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方式。蔡伦从桑树上取下树皮，剥出纤维，再将其捣成扁平的片，就这样创造了纸。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纸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被发明了，并且被用来包裹珍贵的青铜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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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改进了造纸的工艺，使用藤、檀香木、竹子乃至海草的纤维造纸。据说，中国人还发明了墨，而制墨本身也是一项久负盛名的技艺，不仅工匠会制，就连学者和政治家也会制。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发明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如此一来，用来制造纸币的一切都齐全了。但直到纸币发明之前，青铜币一直都是最主要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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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世纪早期，唐朝取代了短暂的隋朝，并且成为“中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语）。一直延续到9世纪的唐代，以相对稳定的局面和文化激荡为特点。来自波斯等遥远国度的使节来到唐朝，来自中亚地区的乐手们也来到中国。唐朝将音乐分成10种，其中就包括国外的风格。商业和创新也十分活跃。商人们不断寻求着更好地服务顾客的方式。商店为客户保存昂贵的物品，就好像对外出借保险仓库的银行一样；它们还发行由这些物品做支撑的纸质汇票或收据。这些汇票的作用类似货币，因为可以用于交易。这样一来，想要在不同地区之间交易以获得利润的茶叶商人就可以使用这些汇票达到目的，而不需要携带笨重的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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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需要收入来供养军队，对付西方游牧的突厥人和东方的朝鲜半岛居民。为此，政府的官员们探索出了征税的便捷方式。唐朝政府发明了称作飞钱的汇票，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铜钱在边远地区和首都之间的搬运。飞钱可以兑换成铜钱，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交易，乃至商人之间的交易。政府几乎立刻就意识到，必须对这些票据加以监管。811年，唐朝政府禁止私人制造飞钱，并颁布了严厉的措施以保障它的权威。在有的飞钱上，列明了对伪造者的处罚，“对违法者处以就地斩首；第一个告密者将获得……白银作为奖赏”。这些票据用于特定的交易，并不能像通用的货币一样流通，但这些纸张确实带来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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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960~1279年的宋朝，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实行纸币货币体系的国家。970年，宋朝设置了会子纸局，用来发行货币。纸币盛行的原因之一是铜钱短缺。在北宋统治期间（960~1127年），一共铸造了大约2 600亿枚铜钱，但这仍然不足以满足越来越多的商人和迅速发展的军队的需求。这场“钱荒”让政府开始考虑其他选择。在西部的四川，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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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钱币是用铁制成的，这既是由于四川缺少制造铜钱所需的铜和其他金属，也是因为四川与一些敌对的政权接壤，北宋政府希望尽量减少珍贵的铜钱流失的数量。人们把铁钱存放在相当于银行的交子铺，再获得可以用于交易的凭证。此外，四川有着使用麻来造纸的漫长的历史，政府也用这种纸来发布法令。因此，用纸发行货币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纸币大约于1000年左右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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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政府容忍了分散式的货币体系，准许16家银行发行纸币。但在1023年，政府发现一些当地居民弄不清楚哪家银行发行的是哪种纸币，于是就收回了这种许可。在成为唯一的货币发行者之后，政府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力。政府设置了交子务，负责制造纸币。这种纸币最初被命名为交子，后来又更名为钱引，先是以铁钱做储备金，后来又改用白银做储备金。最初，政府表现出了克制，设置了制造纸币的年度限额，以稳定纸币币值、限制政府开支、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然而，这一限制尝试被忽视了。1072年，政府将制造纸币的年度限额提高了50%，而即便是提高后的限额也没有得到遵守。四川当地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增发纸币，在展现其强大的货币权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政府根本没有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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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政府（1127~1279年）也寻求并最终取得了这种货币权力。然而，由于北方领土在战争中被金国占领，起初南宋的货币体系支离破碎，分成了4个区域，在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货币在流通。这种分裂的货币体系阻碍了贸易。不仅如此，南宋缺乏制造铜钱所需的金属，从而造成了钱荒，使情况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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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南宋政府使用了另一种金属作为货币——白银。由于南宋丢失了铜储量更高的北方地区，白银的价格已经相对青铜出现了明显的升值。白银价格的提高反映出如下事实：南宋政府越来越多地在行政事务中使用白银，税收和军饷都部分使用白银。最终，白银取代青铜，成为价值储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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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年，政府意识到商人间已经在流通一种被称作会子的纸币。政府下令禁止私人发行会子，将其变为南宋的法币，由白银作为储备金。会子逐渐开始在除四川之外的各地通行。会子可以赎回，换发新的会子，以此来保持会子的币值。然而在13世纪早期，这种做法被舍弃了，因为政府需要更多的钱用以开支。随着发行的会子越来越多，格雷欣法则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人们开始囤积金属货币，将其作为价值储藏的手段，最终使其退出了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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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在流通时已经发挥了交换媒介的作用，这种纸币也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种计量手段。历史学家万志英指出，原本用铜钱来计价的物品，现在都用会子来计价。作为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由白银做储备金的会子是索取具有内在价值的贵金属的凭证。但是，由于政府发行了越来越多的会子，会子可以兑换金属的可信度也就越来越低。本来，要让纸币与金属完全脱钩还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但是政府很快决定解放纸币，因为要准备进行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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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试图维持会子的价值，但是会子的发行势头仍然没有减弱。随着南宋经济开始衰退，会子的发行越发猛烈。13世纪早期，南宋与金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南宋的国力。1231年，一场大火席卷了都城，烧毁了大量的建筑。为了重建，南宋政府发行了更多的会子以弥补开支，而会子的价值也因此下降了。后来，政府又用质量较差的各地出产的纸张代替了原本使用的用四川桑树制成的高质量纸张，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会子的价值。政府无疑是想要恢复货币价值的。政府制作了白银和黄金的凭证，试图减少会子的流通量，甚至强制要求每个人都要兑换一定数量的会子。但是，为了负担自身的开支，南宋政府却无法抗拒印刷更多会子的诱惑。宋朝的经济形势恶化了。经过多年的战争，南宋被忽必烈和蒙古人征服了。忽必烈的元朝于1279年统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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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世纪，蒙古帝国占据了从亚洲到东欧的广袤土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之一。蒙古帝国是一个松散的邦联，每个部分都在当地首领的领导之下，而管理这些土地又需要有力的行政管理。13世纪中叶，由于各个继承人对蒙古大汗地位的争夺，蒙古帝国开始分裂。大汗的继承人之一正是忽必烈，他希望可以保持整个帝国的强盛，但他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办法。一方面，他需要对外扩张，并且控制那些通过军事征服取得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他需要作为最高管理者坐镇国家的首都，监督不停扩张的官僚体系。他很快就意识到，纸张的力量要胜过刀剑。他用货币统一了帝国，促进了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对权力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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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在1260年发行了被称作中统钞的纸币，共发行了11种面值，没有兑换期限，由白银作为储备金。忽必烈之所以挑选白银作为纸币的储备金，是因为听从了财政大臣的建议，因为他们曾经在其他地方有过处理以白银做支撑的纸币的经验。此外，蒙古人在历史上曾经受惠于大规模的进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白银就从地方递解到中央，并被视为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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