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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年，政府意识到商人间已经在流通一种被称作会子的纸币。政府下令禁止私人发行会子，将其变为南宋的法币，由白银作为储备金。会子逐渐开始在除四川之外的各地通行。会子可以赎回，换发新的会子，以此来保持会子的币值。然而在13世纪早期，这种做法被舍弃了，因为政府需要更多的钱用以开支。随着发行的会子越来越多，格雷欣法则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人们开始囤积金属货币，将其作为价值储藏的手段，最终使其退出了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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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在流通时已经发挥了交换媒介的作用，这种纸币也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种计量手段。历史学家万志英指出，原本用铜钱来计价的物品，现在都用会子来计价。作为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由白银做储备金的会子是索取具有内在价值的贵金属的凭证。但是，由于政府发行了越来越多的会子，会子可以兑换金属的可信度也就越来越低。本来，要让纸币与金属完全脱钩还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但是政府很快决定解放纸币，因为要准备进行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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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试图维持会子的价值，但是会子的发行势头仍然没有减弱。随着南宋经济开始衰退，会子的发行越发猛烈。13世纪早期，南宋与金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南宋的国力。1231年，一场大火席卷了都城，烧毁了大量的建筑。为了重建，南宋政府发行了更多的会子以弥补开支，而会子的价值也因此下降了。后来，政府又用质量较差的各地出产的纸张代替了原本使用的用四川桑树制成的高质量纸张，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会子的价值。政府无疑是想要恢复货币价值的。政府制作了白银和黄金的凭证，试图减少会子的流通量，甚至强制要求每个人都要兑换一定数量的会子。但是，为了负担自身的开支，南宋政府却无法抗拒印刷更多会子的诱惑。宋朝的经济形势恶化了。经过多年的战争，南宋被忽必烈和蒙古人征服了。忽必烈的元朝于1279年统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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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世纪，蒙古帝国占据了从亚洲到东欧的广袤土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之一。蒙古帝国是一个松散的邦联，每个部分都在当地首领的领导之下，而管理这些土地又需要有力的行政管理。13世纪中叶，由于各个继承人对蒙古大汗地位的争夺，蒙古帝国开始分裂。大汗的继承人之一正是忽必烈，他希望可以保持整个帝国的强盛，但他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办法。一方面，他需要对外扩张，并且控制那些通过军事征服取得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他需要作为最高管理者坐镇国家的首都，监督不停扩张的官僚体系。他很快就意识到，纸张的力量要胜过刀剑。他用货币统一了帝国，促进了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对权力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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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在1260年发行了被称作中统钞的纸币，共发行了11种面值，没有兑换期限，由白银作为储备金。忽必烈之所以挑选白银作为纸币的储备金，是因为听从了财政大臣的建议，因为他们曾经在其他地方有过处理以白银做支撑的纸币的经验。此外，蒙古人在历史上曾经受惠于大规模的进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白银就从地方递解到中央，并被视为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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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的严厉命令。他宣布，这种纸币是全国唯一可被接受的货币。伪造者将被处死，告发者则将受到奖赏。他强制所有人使用这种纸币，不从者都将受到惩处。为了彻底结束铜钱的使用，国家还发行了小面额的纸币。忽必烈还禁止在贸易中使用黄金和白银，并且夺走来访的外国商人身上的金属，以消除中统钞可能面对的任何竞争。后来，随着中统钞的广泛流通，这些禁令逐渐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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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政府采取了谨慎的货币政策。为了推广纸币的使用、重申其可信度，政府会偶尔用白银赎回纸币。回收来的旧纸币会当众销毁，避免其落入贪腐官员的腰包。于是，纸币开始广泛地流通，使整个帝国统一在了同一种货币之下，这些纸币甚至还流通到了今天属于泰国、缅甸乃至伊朗的地区。历史学家们认为，早期的西方银行机构就深受元朝的货币体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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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280~1350年，国家经历了数次通货膨胀。麻烦的源头就是南宋领土的并入。南宋拥有6 000万人口，远超过忽必烈既有的版图也就是原来的金国领土上的人口数量。增加了这么多的人口，意味着对纸币的需求大幅增加。南宋的会子按照50∶1的比例被兑换成了中统钞。元朝政府提高了发行纸币的速度，最终印出的纸币数量超过了作为储备金的白银的总量。国家印制的纸币数量越来越多，但白银的数量却更少了，结果纸币的可信度下降，也难以被兑换成白银。最终，中统钞的价值下降了90%，已经难以为继。国家为了满足日渐增长的开支需求，牺牲了货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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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忽必烈决定从头再来。1287年，政府发行了一种名叫至元钞的新货币，规定其价值为旧纸币的5倍。通过这一规定，政府试图让旧纸币贬值，从而退出流通。在此之前，软货币还都是由金属作为支撑的纸币，而此时，忽必烈宣布新的纸币无法兑换成硬货币。软货币失去了它的“锚”。这种货币，用经济学家的话说，成了一种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靠信用流通，当人们对其丧失信心时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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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新货币的使用，政府再度禁止了黄金和白银在交易中的使用。然而，此举带来的却是新纸币币值的进一步下降，因为格雷欣法则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人们开始囤积贵金属。政府甚至禁止私人票据，以及任何可能对新货币构成威胁的东西。然而，旧的纸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开始在私下里流通，最终成了伴随新货币一起流通的货币。毕竟，从理论上说，旧的纸币还是由白银做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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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人们对忽必烈的货币失去了信心。忽必烈的继任者们尝试过发行新的货币，但仍然不足以重建人们对货币体系的信心。1311年恢复了二元制的货币体系：由于理论上可以兑换成白银，中统钞成了本位货币，计价也使用中统钞，日常交易中则使用至元钞。这一体系的恢复带来了经济上相对平静的岁月，直到忽必烈的继任者们在14世纪中叶渐渐失去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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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货币史告诉我们，国家越是强大，政府机构的信用度越高，货币就变得越软。货币的价值并不来自其内在的金属价值。人们信任，有时甚至害怕货币的发行者。如同忽必烈这样的强大的领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货币政策决策。然而，这些软货币的早期实践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魔鬼交易。尽管货币的发行者最初拥有人们的信任，但他们逐渐屈服于超发纸币的诱惑，导致开支增加、通货膨胀肆虐。在中国，软货币的兴衰过程历经了数十载，而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只花了短短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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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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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知的关于忽必烈的一些事情，来自威尼斯探险家马可·波罗的记述。马可·波罗讲述了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人们是怎样使用纸币的。或许，正是马可·波罗的发现启发了欧洲人，使他们在14世纪采用了相似的货币工具。但西方人最初使用软货币，并不是为了拯救衰退的经济，他们直到很晚才开始这样做。18世纪10年代的法国货币体系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一些不同的机构共同协作重振了疲软的经济。然而，就像在东方的例子中一样，不受限制的软货币体系最终将带来货币价值的下降和通货膨胀率的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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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这场早期软货币实验的人有着丰富多彩的背景。约翰·劳出生于爱丁堡附近的一个金匠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却嗜赌成性，同时还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1694年，23岁的约翰·劳甚至还因为争风吃醋而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情敌。他随后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在地位显赫的友人们的搭救下，他逃上了一艘驶往欧洲大陆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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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约翰·劳辗转来到了喧嚣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在这里，他亲眼见识了各种金融创新，比如外汇银行业、股份制公司、股票市场和纸币。阿姆斯特丹银行在顾客存钱时不会收费，但会在顾客取钱时收取2.5%的费用，以支付银行的运营成本。这一收费使人们不愿意取钱。1683年，阿姆斯特丹银行试图让取钱变得更容易，它根据顾客存款的数额发放票据。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不再允许顾客从银行提走金属货币，而这些票据就变成了可以用于交易的货币。这一转变使银行可以更方便地向诸如荷属东印度公司之类的大客户发放贷款。由于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局外人都认为银行确实有着一大笔贵金属储备，所以银行的做法不会遭到人们的广泛质疑。数学头脑十分发达的约翰·劳认为，他可以将这种做法移植到其他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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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年，他在他的著作《论货币和贸易》一书中写下了他的想法。在出版商亲戚的帮助下，这本书在苏格兰发行了。他试图讨论货币和贸易的关系，主张流通中的货币越多，商业活动就会越频繁。此外，他还将货币供应与价格水平联系在了一起。他指出，如果欧洲人进口贵金属（硬货币），那么将引起物价的上涨。他呼吁那些深受货币短缺和物价萎靡之苦的国家增加货币供应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便利的方法莫过于抛弃硬货币，转而使用软货币，用这种新的炼金术般的技艺将纸张变成黄金。纸币在欧洲并非新鲜事物，最早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就曾出现过。约翰·劳融合了他人的思想，提出组建与阿姆斯特丹银行类似的国家银行来发行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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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却没有一个国家想要他打包出售的这些东西。然而，路易十四的驾崩改变了一切。路易十四身后的法国陷入了货币和财政危机。“太阳王”无休止的征战和奢靡的花费带来了巨额债务和极高的利息，以及高耸的失业率。法国即将面临破产和违约。不仅如此，法国还缺乏贵金属，无法铸造足以支撑贸易活动的货币。法国正在经历一场货币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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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经成为法国摄政王的奥尔良公爵邀请约翰·劳到法国，以帮助法国人解决货币危机。约翰·劳为法国人开出的处方恰如他的书名：货币和贸易。他认为，法国需要更多的货币来结束货币饥荒。他还相信，法国需要一家大型的贸易公司来吸收国家的债务、促进商业，并减轻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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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年，约翰·劳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组建了通用银行。通用银行像传统的银行一样吸纳存款、发放贷款。由于摄政王本人也是通用银行的顾客，所以这家银行有不少高层人士。这家银行获准发行可以兑换成硬货币的银行券。1717年，法国政府允许人们用这些银行券来支付税款，此举立即提高了银行券的使用价值，使其变成了一种法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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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年，由于通用银行十分赚钱，摄政王接管了这家银行，并将其转变为正式的国家银行，更名为皇家银行。这家新银行发行的里弗尔成了法国当时的货币。约翰·劳很欢迎摄政王对银行的接管，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更接近权力中枢，从而将自己书中的想法付诸实施。约翰·劳懂得，政府越强大，就可以发行越多的法定货币。如同忽必烈的国度所做的一样，法国政府也禁止了黄金和白银的交易。到720年，也就是约翰·劳来到法国短短4年之后，他所创立的体系已经将法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3倍。钱荒结束了，物价开始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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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国的巨额债务和背负的高昂利率仍然是一个问题。约翰·劳想要控制一家公司，并用荷兰股份制公司的方式塑造这家公司，再利用这家公司吸纳政府的债务。1717年，约翰·劳成了投资1亿里弗尔的西方公司的掌舵者。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这样解释约翰·劳的计划：“他（并非不合理地）试图将管理不善而又繁重的公共债务转换成一家巨大的、私有化的垄断贸易公司的股本。”这家公司在路易斯安那取得了商业活动的独家开发权，作为交换，这家公司需要承担法国的部分政府债务。起初，这似乎还是一桩公平的交易。当时，路易斯安那的边界向北可以一直延伸到加拿大，那里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矿物和贵金属，而这些都可以在未来变成收入，偿还投资者的投资。摄政王也助了一臂之力，帮助这家公司获得了合并一些在非洲和亚洲经营的公司的机会。经过一系列合并后，这家公司变成了密西西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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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劳的体系中，皇家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紧密合作，二者甚至还在1720年合并了。皇家银行类似于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人们又拿着这些货币去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密西西比公司不停地出售股票，疯抢的公众又炒高了股价，股价翻了一番。约翰·劳尝试了各种新办法推销这些股票，比如允许延期付款，以及将股价定到平民也能买得起的水平。最终，产生了一个投资者可以预先用较低的价格购买股份的期权市场。为了维持强劲的需求，约翰·劳大力宣传路易斯安那的光明前景，甚至计划以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称号来命名一座新城市——新奥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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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1719年年中，约翰·劳看到了一个升级该体系并在更大的规模上掌控法国经济的机会。拥有投资者大量资金的密西西比公司向政府放贷，帮助政府偿还债务。法国政府将公债的发行利率从30%降到了4%。持有法国公债的投资者转而开始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使得这家公司的股价在短短两周内几乎又翻了一番。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就从150里弗尔上涨到了1万里弗尔。投资者持有的股票迅速升值，在1719年第一次出现了“百万富翁”这个字眼。发家致富的前景很快引发了一场狂潮，穷人、富人都排起长队购买股票。当时一个有名的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驼背的人用自己的后背为股票交易者做桌子，从中赚取了35 000里弗尔，然后又用这笔钱给自己也买了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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