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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试图实现的经济目标包罗万象，一般可以总结为：促进经济增长，保证充分就业，将物价水平维持在低通货膨胀率上。在经济萧条时期，这些目标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它们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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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影响经济的主要途径是它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与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货币政策的主要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体中的货币供应量，二是利率水平。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美联储（Fed），负责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美联储的操作独立于总统与国会，这是为了将金融体系与政治活动隔离开来。因为货币政策是由美联储负责的，所以从理论上说，应该不会影响联邦预算过程。(65)然而，财政政策则不然。财政政策指的就是国会和总统在联邦预算中作出的税收与支出决策。因此，本书所关注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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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关于政府在促进经济繁荣中的角色和作用，不同的经济理论所描绘的图景完全不同。再者，分属不同政治党派的立法者也倾向于采纳各种相互冲突的经济理论。因此，联邦政府通过联邦税收与联邦支出政策改善经济状况的最好方式究竟是什么？从来都是一个聚论纷纭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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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对于联邦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两大相互对立的经济理论流派。属于所谓的新古典传统的那些经济学家认为，只要让个人与企业通过自由市场相互作用，就能够实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限制在最低限度。(66)这也就是说，税收与政府都应该降低到最低水平，以便腾出空间，让更有效率的私人部门配置商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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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经济学流派是供给学派经济学。根据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要想让经济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最好的方法是促进生产者提高生产能力——换言之，政府政策应该以创造最优的营商环境为目标，这样才能鼓励企业家扩大生产、雇佣更多的工人。这恰恰就是“供给”一词的真正含义：企业家提供商品与服务，供消费者购买。因此，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该减少管制、降低税收，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企业家的手中，以鼓励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提高。(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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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倾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供给学派经济学的立法者更可能位于政治光谱的右边。参议员米契·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来自肯塔基州，他是一位共和党人，曾经公开反对民主党议员要求对富人加税的建议。麦康奈尔强调，许多富裕的美国人都是企业主，对他们征收更高的税收将不利于就业机会的创造。在讨论到2011年美国糟糕的经济表现时，麦康奈尔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就业严重不足的危机当中，然而民主党人提出的应对措施却是，对那些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加税。这只能起到反作用。这种做法显然是非常荒唐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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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供给学派经济学这两个关系密切的经济学流派并不能代表全部。与它们对立的一些经济学流派则强调需求方面，换言之，后者认为，必须通过联邦税收政策与支出政策帮助消费者，然后消费者就会对更多的商品与服务提出需求，于是，有了他们的惠顾之后，企业或生产者的收银机就能够收到更多的现金，这样就有机会推动经济发展。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接下来，被消费者惠顾的企业将变得“生意兴隆”，并会雇用更多的工人、生产更多的商品。总而言之，企业财务状况的改善、经营前景的好转，都要从让消费者手中有钱可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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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是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首创的，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余波未了。凯恩斯指出，需求是最核心的经济变量，当自己的产品面临需求不足的状况时，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生产更多的商品或雇用更多的工人。(69)追随凯恩斯的经济学家虽然一般也都承认自由市场是有效率的，但是他们相信，市场也会失灵，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干预。这也就是说，当需求出现不足时，政府应该挺身而出，发挥自己的作用，改善需求状况。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削减向消费者收取的税收、由政府直接雇用工人、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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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运用凯恩斯式的政策的那些立法者通常都位于政治光谱的左侧——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奥巴马总统的许多经济政策都是根据凯恩斯理论提出来的，例如，他建议：降低针对工人的工资税；向某些州提供资金支持，以保住更多的教师与消防员的职位；雇用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去修建公路和桥梁。凯恩斯理论认为，这类政府干预措施能够使整个经济体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都得到改善，因为它们使消费者可以支配的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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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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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几乎每个立法者都希望再次当选，而要想赢得选举，需要大笔竞选资金。人们普遍担心，对竞选资金的渴求，可能会导致立法者的立法优先次序发生改变。更具体地说，普通美国人害怕的是，行业团体、工会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拥有影响立法过程的机会，因为它们可以向国会议员提供大额捐款，而国会议员则会在投票时对它们投桃报李，保证有利于它们的法案获得通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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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0年这个选举周期为例，根据统计，在所有候选人、政治党派以及政治行动委会（PACs）所获得的个人政治捐款中，只占美国总人口万分之一的美国人提供的政治捐款所占的比例高达24％。(71)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收集了所有政治捐款的有关信息，其中包括捐款人所从事的职业。在捐款额居前的捐款人当中，最常见的是律师、企业高管、投资者与政治说客。(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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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最高法院就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 United vs.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作出裁决，这个判决可能会进一步从根本上强化金钱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最高法院裁定，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公司与工会组织有权表达政治观点。在此之前，竞选资金管制法规禁止公司在选举日前60天内刊登政治广告，但是这一次，最高法案废除了这些管制法规。(73)这个裁决为私人机构或实体以各种方式影响政治选举打开了大门，因为从此之后，私人机构在这方面所花的钱的数额将没有任何上限了。（当然，个人和企业，以及他们组成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献给候选人的资金仍然是有限额规定的，但是，公司用于刊登自己的政治广告的钱则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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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立法者筹集竞选资金也要花费许多时间。就算不去考虑捐款人会不会影响立法者的立法优先次序（当然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立法者也肯定必须将大量时间花在召集筹款会议、会见捐款人，为此，他们甚至组建一个专门班子。这些时间，原本是应该花在治理国家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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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国家，选举都是利用公共资金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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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美国显得与众不同，因为联邦官员必须自己去筹集选举活动所需的大量资金——而选战是非常昂贵的。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当选的官员都能用公共资金，即纳税人的钱，去支付竞选费用。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需要花费时间与资源去筹集竞选资金。(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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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游说集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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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东西最能使联邦预算变得更加凌乱不堪这个角度来看，另一个因素也丝毫不比竞选捐款逊色，这就是院外游说集团的活动（Lobbying）。游说活动指以影响立法者为目标的各种活动，无论其行为者到底是有组织的公民团体，还是非营利组织，抑或是企业、行业集团。(75)最后一类政治游说活动，即企业或行业试图通过影响立法过程增加自己利润的游说活动最广为人知，也最遭人诟病。各行各业都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游说集团。例如，医疗保险公司和电信企业经常雇用专业的政治游说公司，常年在国会游说，而且这类政治游说公司一般都拥有一些特别擅长影响国会议员的所谓游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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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尽责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统计，2011年在华盛顿活动的在册政治游说者总数达到了12242人。(76)可以与之相对照的是国会议员的总人数。2012年，国会议员总人数为535人，其中参议员为100人，众议员为435人，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位立法者要应付24个政治游说者。对于一位立法者来说，听24位政治游说者的说辞，显然比关注每位选民的呼声要容易得多。每位众议员要服务的选区的人口平均为710767人，而参议员则代表整个州。(77)在每个特定的政治议题或立法优先事项背后，都有代表公司利益或特殊集团利益的专业政治游说者，但是，要把整个国会选区的所有人，或者整个州的所有人全都组织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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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政治都是“本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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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众议院发言人托马斯·P．奥尼尔（Thomas P．“Tip”O’Neill）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一切政治都是本土政治”。(78)诚哉斯言！事实上，尽管华盛顿的立法者们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党派斗争，尽管他们要在相互对立的关于联邦预算应该怎样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理论之间作出取舍，尽管他们要应付数之不尽的政治游说者与竞选资金捐款人，归根到底，他们还是得回去直接面对自己的国会选区、自己州的投票者。换言之，无论障碍多大，许多立法者都还是想尽力为把他们选举上台的选民们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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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尽管政治游说者的影响力极其强大，尽管政治环境污浊不堪，尽管联邦预算过程无比复杂，但是，每个国会议员、美国总统都是由美国人自己选举出来的。因此，所有美国人都有责任关注当选的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并积极参与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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