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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国税局（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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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适用于不同收入水平的边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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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单位：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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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联邦政府每年收到的税收收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源于所得税，所以它每年获得的收入都是不同的，具体数额则取决于美国人每年的收入有多少。当经济表现强劲，人们都有工作时，美国人获得的收入会更高，因此他们交纳的税款也会更多。如果经济陷入萧条，税收收入就会随之下降。正因为如此，联邦收入总额会随着经济状况的起伏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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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预算：美国政府怎样花钱 [:170372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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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预算：美国政府怎样花钱 第二节 公司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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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人类似，公司或企业也得交纳所得税。根据所获得利润总额的多少，一个公司需以15％至35％的边际税率交纳所得税。(89)公司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35％，适用于应税收入高于1830万美元的公司。从图5.3中，你可以看到，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联邦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公司所得税要大很多。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部分原因在于所有美国人的工资和薪金总和远远高于所有美国公司的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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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历年来个人收入所得税收入与公司所得税收入在全部联邦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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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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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每年收到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中，绝大部分都是较富裕的美国人交纳的。你获得的收入越高，你应交纳的所得税也越多。不过，虽然这些富人交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比中产阶层多，但是他们交的所得税在自己的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却比中产阶层低。这就表明，这种税收制度在某些时候是具有累退性的。所谓累退，指的就是低收入群体所承担的实际税率反而比富人更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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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成果显示，在美国的百万富翁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45000位百万富翁纳税人承担的实际税率要低于“中等收入”家庭所承担的实际税率。在美国，大约有1040万个这样的中等收入家庭，他们的年收入全部都在10万美元以下。(90)这种情况促使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提出了著名的“巴菲特规则”，因为他相信，自己以及其他美国超级富豪交的税实在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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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图5.2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美国获得的收入越高，应交纳的收入所得税就越多。关键是，那些税率只适用于工资单上的工资——即写在你的工资支票上，让你带回家的那些收入。在美国，有两类收入基本上全部为富人所有，而且它们适用的税率比工资收入低得多。其中一类是“资本利得”，即因出售资产（比如说，卖掉了不动产）而获得的利润；另一类是“红利”，即因持有股票而获得的股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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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资本利得税与红利税的税率均为15％。(91)这就意味着，每年获得的工资收入高于34500的人承担的实际税率要高于那些全部收入都源于投资的百万富翁。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情况的不合理性，奥巴马总统才会呼吁税制变革，推行“巴菲特规则”，即再也不能让百万富翁交纳的税收在自己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反而低于依赖工资收入的中产阶层了。不过，时至今日，国会并未采取实际行为，这一变革仍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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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适用于大多数公司的官方税率为35％，但是每个公司承担的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某个公司实际交纳的所得税占自己的利润总额的比例却大相径庭。(92)实际税率的千差万别源于美国税收制度的极端复杂性，也因为不同的公司利用“税收漏斗”逃避纳税义务的能力各不相同。在这里，“税收漏斗”是指税法当中的某些特殊条款，它们提供了豁免权，使公司从事某些特定的经济活动不必按通常的税法纳税。例如，跨国公司能够把利润转移到美国境外的分支机构，这样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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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两个公司获得的利润总额完全相同，或者，即使两个公司同属某一行业，它们承担的实际税率也可能相去甚远。例如，在2008年至2010年间，联邦快递公司（the FedEx）的利润总额为42亿美元，它在这几年间承担的平均税率却低至不足1％。(93)而它的竞争对手，联合包裹服务公司（the United Parcel Service）在2008年至2010年间的利润总额为124亿美元，但是它所承担的实际税率却高达24％。(94)你可能会惊讶，不同的公司所承担的所得税实际税率差异竟然会如此巨大，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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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往往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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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经常利用税法去鼓励某些特定的经济活动。例如，房屋业主实际上会因自己的房屋所有权而获得补贴（subsidy），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将抵押贷款利息从纳税义务中扣除。补贴的原意是联邦政府直接拨付给某些个人或企业的资助，它能够降低特定活动的成本。但是在抵押贷款利息可以扣减纳税义务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已经构成了一种补贴，因为如果抵押贷款利息不能扣减纳税义务，那么他们要想购买房屋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这个例子说明，政府给了房屋业主优惠待遇（与租房者相比）。税法中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类型的补贴，它们在很多方面都对个人与公司的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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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避税策略一般来说都是合法的，真正导致税法漏洞百出、税收制度千疮百孔的往往并不是这些策略，而是某些公司进行的院外游说活动。换言之，许多公司之所以不惜血本地砸下重金去试图影响立法者，恰恰是因为那些立法者有权改变税收法律制度，降低公司的税收负担。(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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