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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部信贷都服务于经济学理论中描述的传统职能（平滑借款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消费水平，其前提是借款人在终生总收入的约束下进行理性决策），那么通过信贷扩张为消费融资不一定导致金融不稳定。人们可能在人生某些阶段借入资金，超出自身收入水平进行消费，但同时做好未来还款安排的理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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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消费者在预期未来收入不增长甚至下降的情况下，仍通过借贷来维持高额消费，不可持续的债务将会积少成多。如果以不断上升的房价作担保的抵押贷款被用于为消费融资，风险将进一步增大，因为房价不断上涨会使进一步举债短期内看似不成问题。因此，贫富差距扩大和自我强化的信贷与资产价格周期循环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和杠杆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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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的观察者指出，在信贷扩张诱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934—1948年任美联储主席的马瑞纳·伊寇斯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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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0年间，一架巨型水泵将大量新生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少数人手中，帮助他们完成了资本积累。但与此同时，普通消费者的购买力被剥夺，人们不愿消费，产品鲜有人问津。有效需求的缺乏使积累的资本无法再投资于新建工厂。这如同扑克游戏，当筹码逐渐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其他人只能通过借贷才能继续参与游戏。而当信贷消耗殆尽，游戏将被迫终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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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印度中央银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的记述，2008年危机之前的数年间也出现过类似情形。面对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美国政府不能或不愿推行改革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手可得的抵押信贷似乎成为零成本的解决方案，低收入者可将价值不断上涨的房产作为抵押，从而获得信贷融资用以消费。如拉詹所述，应对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是“让他们吃信贷”，但正是这种方法导致了危机及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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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为伊寇斯和拉詹的直观认识提供了支持。迈克尔·库姆霍夫和罗曼·朗西埃的研究表明，富人与穷人不同的边际储蓄和消费倾向如何导致经济增长的信贷密集度上升。31库姆霍夫和朗西埃还通过20世纪20年代及2008年危机前夕的经验证据说明，贫富差距加大将刺激信贷快速扩张，而信贷依赖性增加将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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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和贫富差距：信贷获取途径和信贷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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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价格波动必然同时产生赢家和输家。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能加剧损失。富人和穷人获取信贷的途径不同，不仅信贷价格不同，在资产价格下行周期中幸存并在随后的资产价格上升周期中获益的能力也不同。这些差异在贫富差距加大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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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超强的信贷获得能力通常是积累巨额财富的关键。当今俄罗斯许多寡头之所以坐拥巨额财富，就是因为他们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这使他们有能力借入资金低价购买自然资源，而当时社会中多数人毫无财富可言。事实上，有几位寡头成立了自己的银行，从而拥有非常便捷的途径以获取新创造的信贷、货币和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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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过度借贷反而会导致财富缩水。以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为例，由于穷人的初始财富禀赋相对较少，他们购买住房需承担更高的贷款利率和更高的杠杆负债。在经济衰退时期，他们通常更容易面临失业或降薪。因此他们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更可能沦落到资不抵债、资产被收回的境地，从而没有机会在随后的上行周期中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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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恩和苏非的研究证明，这种现象在美国确实存在。2007—2010年的净值减少和房价下跌侵蚀了许多美国人多年积累的财富。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平均净值由320万美元跌至290万美元，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平均净值从3万美元跌至接近于零。1992—2007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占全民总财富的份额由66%升至71%；随后三年间进一步升至74%。如迈恩和苏非所述，“这是债务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财富最少的家庭所造成的损失恰恰最为惨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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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情况颇为相似。2003—2013年间，由信贷驱动的房地产繁荣及衰退周期导致家庭财富分配更加失衡。在上行周期，面对房价不断上涨，存在首次置业需求的潜在购房者以仅有的初始财富，要么完全买不起住房，要么需要以很高的抵押比和贷款/收入比大量借贷，这将增加未来偿债困难的危险。相反，以购房出租为目的的投资者已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从而能以价格更合理的信贷购买更多住房。2003—2013年间，未还清抵押贷款的自住型业主蒙受净损失590亿美元，而购房出租的房东实现盈利4340亿美元。33目前英国存量住房中有14%专门用于出租，而1990年该比例为零；自住住房占比由70%的历史高点降至65%；首次置业的平均年龄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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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抵押信贷市场快速发展能使“更多人受惠于财富增长”，在信贷扩张早期阶段可能确实如此。但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共同说明，抵押信贷扩张一旦超出某一限度，反而会加剧贫富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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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体同时面临贫富差距扩大和后危机时期的经济复苏乏力，穷人将更加依赖高息信贷（例如英国，申请“发薪日贷款”的借款人不断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贫富不均。理论上，消费信贷的好处是在终生总收入的约束上限内平滑人生不同阶段的消费。但如果借贷利率过高，可用于消费的终生经济资源将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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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债务合约在扩大贫富差距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卫·格雷伯在《债：第一个5000年》一书中指出，34一些人的收入相对于消费需求或消费意愿存在短期或永久性不足，以高息向他们提供贷款往往是让他们沦为赤贫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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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的初始财富差别（如收获的庄稼良莠不齐，或用以抵御短期财务压力的经济资源多寡不一）产生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贷款合约，可能致使穷人形成长期债务依赖，甚至陷入债务枷锁之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严厉限制高利贷的背后，正是对这种潜在危险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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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些限制被视为有碍于经济发展而被摒弃。人们正确地认识到，债务合约在促进资本动员和优化资本配置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支持债务扩张的公共政策必须同时看到，现代社会中多数信贷投放与资本投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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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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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发达经济体的信贷急剧扩张而名义GDP却没有过度增长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信贷被用于为购买现存房地产融资，二是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信贷被用于为消费融资。本节将阐述第三个原因：与资本投资无关的大规模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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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8年间，全球经常账户顺差总和占GDP比例由0.5%升至2.0%，逆差总和也出现同样的变化。与上述顺差和逆差相对应的是资本跨境流入和流出。正如现代金融学理论高度认可杠杆扩张的有利影响一样，资本流动也被视为多有裨益。金融学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稀缺资本，促进资源从国内储蓄富余的国家流向国内储蓄相对不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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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多数资本流动并没有支持输入国的高投资率，而是为消费扩大提供融资，从而进一步刺激国内信贷与资产价格繁荣。在那些资本流入确实带来投资增加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出现住房和商业地产的过度投资。例如，中国和德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助长了美国、西班牙、爱尔兰的房地产建设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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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伴生的资本流动通常并未有效促进生产率提高和国民收入增长，因此无法实现额外的收入流用以偿还债务。35相反，在欧元区外围国家、美国及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动导致债务过度扩张，进而造成债务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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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许多跨国资本流动只是加重了“太多的错误债务”问题（参见第四章、第五章）。如第九章所述，当债务涉及国际资本流动时，由债务引发的问题将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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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余”信贷扩张的其他两个动因相同，为全球失衡融资的信贷投放也没有带来名义需求的过度增长并达到中央银行认为需加以应对的地步。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内部，穷人以信贷融资的消费扩张对应于富人的储蓄增长，而纵观世界，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以信贷融资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和消费繁荣对应于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因此，经常账户失衡促成了信贷急剧扩张但通胀维持低位的现象，进而使我们陷入债务积压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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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停滞与长期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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