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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稳定及更广泛的社会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扭转或至少阻止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要实现这一点，政策必须充分反映导致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全球化降低了发达经济体中非技能工人的相对地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信息和技术会加剧自由市场中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差异，并使成功的企业家有机会快速创造巨额财富。在收入分配的顶层，金融化本身在拉大贫富差距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托马斯·皮凯蒂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和激励机制也拉大了收入分配顶层人群中的贫富差距，其中企业高管的薪酬由市场决定，因此用于薪酬比较的基准有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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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这些因素的精确平衡仍在争论之中。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各个方案中，是否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比如“提高人们的技能”。正如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与安德鲁·麦卡菲所述，在一个信息和通信技术密集型的世界中，自由市场中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异并不是由绝对技能水平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细微的技能差异或者完全是因为运气。7同时，正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述，由于更富有的人群储蓄较多且享受较高的回报率，收入差距加大将导致更大的财富不平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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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体系还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干预来抵消或防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均要求对收入和财富进行更多的再分配。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认为，不论公民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如何，都应向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也是有益的。皮凯蒂建议设置全球公认的财富税，来抵消贫富差距扩大和财富积累的自我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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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措施很难获得政治上的支持。税前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对再分配的支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贫富差距扩大在推动信贷密集度提高中的作用。如果不能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我们不仅要面对社会凝聚力和人类福利等直接的不良影响，还将面临金融不稳定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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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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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经常项目失衡已经成为这种不必要的信贷密集度上升的第三大动因。1998—2008年，全球经常账户总的盈余和赤字占全球GDP的比例从0.5%上升至2%，从盈余国家转向赤字国家的资本流动并未用于更高水平的投资，而是推动了消费和房地产的繁荣。就全球的总体层面而言，为确保充足的名义需求，赤字国家较高的消费必须能够抵消盈余国家的储蓄。但是，信贷刺激导致杠杆率上升、危机爆发、债务积压和危机后的经济衰退。如果经济体的储蓄和投资较为平衡，全球的信贷密集度就不会如此之高。因此，缓解全球失衡将有助于建立更稳定的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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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之后，再平衡确实发生了。在中国，由信贷推动的投资热潮吸引了大宗商品的进口，巨额贸易盈余开始有所下降。日本福岛核电站因核泄漏事故而关闭，导致日本的石油和煤炭进口增加，贸易盈余急剧缩小。同时，2014—2015年，由于石油价格下跌，石油出口国的贸易顺差有所下降。但是，巨大的结构性失衡仍然存在且在部分区域有所扩大。2015年初，中国的贸易盈余已经重返历史最高水平。韩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2%提高至目前的6%。目前，德国7%的贸易盈余和其他欧元区国家的贸易盈余相当。相反，美国和英国的赤字持续扩大。如果不减少这种失衡，全球失衡将进一步加剧并必然导致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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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失衡需要赤字国家和盈余国家的共同行动。在赤字国家方面，需要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缩小贫富差距，限制金融体系中的过度债务创造。在盈余国家方面，中国和欧元区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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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之后，中国的贸易盈余占GDP比例显著下降，从9%下降至2013年的2%。9但是，2014年，随着中国国内投资的降温，该比例再次上升。2015年初贸易盈余重新达到GDP的5%，其中经常账户盈余约占3%。10中国贸易盈余占全球GDP的比重决定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该比例从2008年的0.7%下降至2013年的0.2%，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增大，2015年上半年该比例又重新接近0.5%。11我们又重蹈大规模失衡的覆辙，正是这种失衡助推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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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贸易盈余部分源于汇率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实施干预、避免其升值可能对竞争力和就业造成损害：几乎可以确定，人民币的渐进升值是合理的。然而，正如中国官员已经谈了多年的，中国还需要降低储蓄和投资、增加消费的再平衡。建设全面覆盖基本养老和卫生供给的社会福利网，将为中国人民注入信心，降低高企的防御性储蓄。如果国有企业向其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国家）支付更多的红利，则企业的储蓄率将有所下降。成功的再平衡还需要矫正能源和土地投入品的过低定价，减少从居民储户（其银行存款利率有上限）流向国有企业（其借款利率较低）的补贴。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政府已公开承诺将据此采取许多改革行动。成功实施这些改革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不亚于具体的金融监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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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07年相比，现在的欧元区对全球失衡的影响更大了，因此，德国和欧元区的政策变化同样重要。德国持续保持大幅盈余，而在危机前，这些盈余被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不可持续的赤字部分抵消。然而，目前几乎所有欧元区国家都出现盈余，欧元区总盈余占欧元区GDP的比例从2007年微不足道的0.4%上升至今天的超过3%。12同时进行的私人部门去杠杆化与公共财政紧缩使国内实际需求自2008年以来下降了4%，欧元区试图依赖改善出口提振经济。13但欧元区的盈余一定对应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赤字，而这些赤字如果持续多年，必然会推动信贷的过度增长。危机前，德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信贷繁荣；而危机后，整个欧元区都在沿袭难以为继的同一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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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欧元区总盈余的贡献最大。但是，2006年以来，德国每年的盈余都超过了其GDP的5%。14有时候，这些盈余看起来比中国的盈余更自然，因为其政策动因没有那么直接和显而易见。德国并没有操纵自己的汇率政策，也没有对利率施加管制以实现资源从家庭部门向企业部门的转移。但是，正如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CER)的经济学家西蒙·蒂尔福德指出的，德国的失衡同样是本国政策选择的结果。1521世纪初精心引入的劳动力市场改革降低了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因此，1999年以来私人部门的实际工资仅上升了4%，而公共部门的实际工资却有所下降。税收政策倾向于鼓励企业保留利润而牺牲消费：消费的税收急剧上升，而利润的税收略低于几乎所有的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同时，德国平衡财政预算的决心远强于抵消私人部门逐步去杠杆化影响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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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持续低迷，较低的企业投资表明未来消费增长的预期仍然较低。因此，德国不得不依靠海外需求来实现充分就业，由此积累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量金融债权。但是，由于这些债权对应于其他国家不可持续的信贷增长，所以必定会产生大量的投资损失。因持有质量较差的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德国的银行成了最大的损失者之一，据蒂尔福德估计，1999年以来德国各相关银行的总投资损失非常惊人，高达5800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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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德国和欧元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本质上依赖于其他经济体的赤字和过快的信贷增长。正如第十五章所要讨论的，刺激欧元区国内需求的政策不仅应确保欧元区的产出和就业增长，而且本质上应有利于未来的全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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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赤字国家还是盈余国家，应对全球失衡所必需的大部分举措可以由单个国家独立实施。但是，某些全球层面的改革或至少是全球层面的协调也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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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之前的10年间，经常账户余额增加的原因之一，是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1997—1998年遭遇金融动荡的亚洲经济体，为防患于未然积累了大量的官方外汇储备。如果再次面对私人资本流动的突然停止或反转，这些国家希望能够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以防止过度的汇率贬值。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其外汇储备的积累必须抵消全球其他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因此，如果我们同意推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就需要更广泛和灵活的国际流动性工具或者放弃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这样失衡的危险就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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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对全球失衡问题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虽然有些国家为防患于未然积累了大量的储备，但是对于中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大的盈余国家来说，该目的并不重要。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远远高于防患于未然的需要，其外汇储备的上升并非因为中国有意要积累外汇储备，而是国内不平衡和汇率政策的副产品。同样，德国的防御性储备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中国和德国盈余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源于内部，因此解决方案在于其国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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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理论上全球协调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以实现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同时采取行动的承诺。正如2010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对20国集团（G20）主要国家提出的倡议，不论是盈余国家还是赤字国家，都规定一个失衡占GDP的可接受的上限。虽然该提议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16但迄今为止，该提议对现实世界的政策影响几乎为零。最近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部分源于大规模的全球失衡，而在危机爆发7年后，全球失衡引发未来危机的危险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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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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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削弱信贷密集度上升的根本动因而采取的政策至关重要，因为仅依赖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自身无法实现金融体系和经济的稳定，如果不采取其他配套措施，我们不可能成功地修复基本面。面对强大的基本趋势，解决贫富差距的政策只能部分奏效，因为全球经济失衡虽然会减少，但并不存在全球性的协调机制能够消除全球失衡。虽然我们可以设计相关政策控制房地产价格趋势和波动，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导致其他资本价格的下降，富人为争取理想房地产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注定会提高，现代经济中房地产业密集度的提高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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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在解决信贷密集度上升的根本动因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我们仍面临信贷和资产价格的周期性波动，该波动源于无限弹性的私人信贷和货币供给与缺乏弹性的现有不可再生资产供给（特别是房地产）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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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无法回避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问题：一个有着债务合约和资本主义金融机构的货币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尤其是，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下，稳定是否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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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十二章中，我们将考虑是否应该取消银行或采用其他手段，从根本上弱化债务合约在经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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