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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对全球失衡问题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虽然有些国家为防患于未然积累了大量的储备，但是对于中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大的盈余国家来说，该目的并不重要。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远远高于防患于未然的需要，其外汇储备的上升并非因为中国有意要积累外汇储备，而是国内不平衡和汇率政策的副产品。同样，德国的防御性储备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中国和德国盈余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源于内部，因此解决方案在于其国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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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理论上全球协调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以实现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同时采取行动的承诺。正如2010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对20国集团（G20）主要国家提出的倡议，不论是盈余国家还是赤字国家，都规定一个失衡占GDP的可接受的上限。虽然该提议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16但迄今为止，该提议对现实世界的政策影响几乎为零。最近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部分源于大规模的全球失衡，而在危机爆发7年后，全球失衡引发未来危机的危险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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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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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削弱信贷密集度上升的根本动因而采取的政策至关重要，因为仅依赖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自身无法实现金融体系和经济的稳定，如果不采取其他配套措施，我们不可能成功地修复基本面。面对强大的基本趋势，解决贫富差距的政策只能部分奏效，因为全球经济失衡虽然会减少，但并不存在全球性的协调机制能够消除全球失衡。虽然我们可以设计相关政策控制房地产价格趋势和波动，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导致其他资本价格的下降，富人为争取理想房地产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注定会提高，现代经济中房地产业密集度的提高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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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在解决信贷密集度上升的根本动因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我们仍面临信贷和资产价格的周期性波动，该波动源于无限弹性的私人信贷和货币供给与缺乏弹性的现有不可再生资产供给（特别是房地产）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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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无法回避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问题：一个有着债务合约和资本主义金融机构的货币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尤其是，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下，稳定是否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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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十二章中，我们将考虑是否应该取消银行或采用其他手段，从根本上弱化债务合约在经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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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第十二章 废除银行、对债务污染征税、鼓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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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金融结构的特征和引导货币及其替代物数量变化的过程中，私人部门被赋予了太大的自由度……金融体系的本质就是，经济繁荣时期银行用货币替代物漫灌整个经济，此后这些徒劳无益的努力只落得普遍清算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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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西蒙斯,《货币政策规则与当局之争》, 1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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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修复金融体系，就必须解决债务合约缺乏灵活性这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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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蒂夫·迈恩和阿米尔·苏非，《房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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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合约和银行必然会造成金融不稳定。如果放任自流，自由金融体系会产生过多的私人信贷。第十三章将讨论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来管理信贷周期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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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难道我们不应该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指望中央银行和监管者去管理一个内在不稳定的体系？本章将考虑以下三种可能的方案：废除银行，对债务污染征税，通过有益的金融创新鼓励股权合约。这些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这些激进方案背后的基本原则应该为实际政策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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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银行：取缔私人货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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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并非简单地扮演中介角色，使储户的现有资金流向借款人；它们还创造信贷与货币，形成新的购买力。因此，提高名义购买力有两种方案：一是通过私人信贷创造，二是通过政府的法定货币创造。对政府过度创造货币的恐惧已经使法定货币创造成为一种政策禁忌，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法对此有明令禁止。但几位经历过大萧条的经济学家认为，私人信贷和货币创造是更危险的选择。因此他们建议取缔私人货币创造，依靠法定货币来实现名义需求的增长。他们希望废除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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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额准备金制度：芝加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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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西蒙斯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坚定信奉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以及低通胀和稳健货币的优势。但是，1933年，他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芝加哥计划”，该计划要求所有银行在经营时都要保持100%的存款准备金率，即全额准备金制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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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计划，银行为客户持有存款、完成不同账户间的支付，但不再具备其他的经济功能。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对应于这些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货币供给等同于基础货币；银行用来在法定货币之外创造私人货币的“银行乘数”将被废除。债务合约仍然存在，但仅存在于银行体系之外，银行发放贷款时，必须将储户的存款真正转给借款人。通过同时贷记和借记借款人的贷款账户和存款账户，银行创造信贷和货币的能力就此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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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体系中，银行将不再创造新的购买力。那么问题出现了，若果真如此，如何实现名义GDP增长呢？答案是通过政府法定货币创造来实现，政府每年承担少量的财政赤字，通过纯粹的法定货币创造为这些赤字来融资，而不是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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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法定货币创造是唯一可能的答案，“芝加哥计划”的几位支持者也认为这是积极的、可取的。欧文·费雪认为，这种安排把创造新购买力带来的经济收益归还给公共机构和普通民众，而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这些经济收益被错误地赋予了私人银行。4事实上，他还发现了另一个正面效果，即政府在无须支付债务利息的情况下也可以维持少量的财政赤字。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48年的一篇文章也持相同观点，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是通缩时期刺激经济的最好方法，适当的目标可以确保无融资支持的赤字规模与理想的名义GDP缓慢扩张相一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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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929—1933年大萧条的惨痛教训，那些坚定信奉自由市场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们都支持全额准备金制度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激进的政策组合。2007—2008年的危机再次说明了私人信贷和货币创造所造成的危害。所以，我们是否应该回到欧文·费雪、亨利·西蒙斯和早期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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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昆霍夫和哈罗米尔·贝内斯最近撰写的一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认为，我们应该制定详细的过渡方案，不仅包括未来实施全额准备金制度的计划，而且包括大幅降低目前私人部门高杠杆的方案。6安德鲁·杰克逊和本·戴森撰写了《货币现代化：为什么我们的货币体系会破裂，如何修复》一书，这本富有见地的著作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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