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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银行：取缔私人货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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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并非简单地扮演中介角色，使储户的现有资金流向借款人；它们还创造信贷与货币，形成新的购买力。因此，提高名义购买力有两种方案：一是通过私人信贷创造，二是通过政府的法定货币创造。对政府过度创造货币的恐惧已经使法定货币创造成为一种政策禁忌，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法对此有明令禁止。但几位经历过大萧条的经济学家认为，私人信贷和货币创造是更危险的选择。因此他们建议取缔私人货币创造，依靠法定货币来实现名义需求的增长。他们希望废除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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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额准备金制度：芝加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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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西蒙斯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坚定信奉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以及低通胀和稳健货币的优势。但是，1933年，他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芝加哥计划”，该计划要求所有银行在经营时都要保持100%的存款准备金率，即全额准备金制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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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计划，银行为客户持有存款、完成不同账户间的支付，但不再具备其他的经济功能。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对应于这些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货币供给等同于基础货币；银行用来在法定货币之外创造私人货币的“银行乘数”将被废除。债务合约仍然存在，但仅存在于银行体系之外，银行发放贷款时，必须将储户的存款真正转给借款人。通过同时贷记和借记借款人的贷款账户和存款账户，银行创造信贷和货币的能力就此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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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体系中，银行将不再创造新的购买力。那么问题出现了，若果真如此，如何实现名义GDP增长呢？答案是通过政府法定货币创造来实现，政府每年承担少量的财政赤字，通过纯粹的法定货币创造为这些赤字来融资，而不是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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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法定货币创造是唯一可能的答案，“芝加哥计划”的几位支持者也认为这是积极的、可取的。欧文·费雪认为，这种安排把创造新购买力带来的经济收益归还给公共机构和普通民众，而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这些经济收益被错误地赋予了私人银行。4事实上，他还发现了另一个正面效果，即政府在无须支付债务利息的情况下也可以维持少量的财政赤字。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48年的一篇文章也持相同观点，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是通缩时期刺激经济的最好方法，适当的目标可以确保无融资支持的赤字规模与理想的名义GDP缓慢扩张相一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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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929—1933年大萧条的惨痛教训，那些坚定信奉自由市场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们都支持全额准备金制度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激进的政策组合。2007—2008年的危机再次说明了私人信贷和货币创造所造成的危害。所以，我们是否应该回到欧文·费雪、亨利·西蒙斯和早期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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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昆霍夫和哈罗米尔·贝内斯最近撰写的一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认为，我们应该制定详细的过渡方案，不仅包括未来实施全额准备金制度的计划，而且包括大幅降低目前私人部门高杠杆的方案。6安德鲁·杰克逊和本·戴森撰写了《货币现代化：为什么我们的货币体系会破裂，如何修复》一书，这本富有见地的著作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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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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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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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私人创造购买力的正面效应可能高于政府创造。魏克赛尔坚持认为，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制定合适的利率，则私人信贷创造会是最优的。但事实证明，这一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但是，有一点可能是正确的，即债务合约与银行在动员资本投资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否则，资本动员不会实现。银行通过期限转换使短期储蓄为长期投资提供融资，这似乎是一个幻想，一种骗局，但有其益处。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有些不稳定可能是为了获得动员投资的好处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所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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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需要权衡两种风险：一是私人信贷创造所带来的风险，二是根据“芝加哥计划”，全部依赖法定货币创造来提高名义需求而可能产生的风险。如果我们允许政府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可能面临一种危险，即政府出于短期政治利益的考虑，过度使用财政赤字或低效率地配置其支出权力。本书认为，我们既不假设私人信贷创造是完美的，也不主张完全禁止法定货币创造，而且不应该盲目崇拜法定货币创造或将私人信贷妖魔化。我们面临着一个危险的选择，最好的政策不可能是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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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全额准备金制度并非解决私人信贷过度创造问题的充分条件。现代经济需要一些私人债务合约为动员资本投资提供资金，同时有利于促进同代人之间与代与代之间的房地产交换。全额准备金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如果私人债务不是由银行体系提供，就不涉及新的货币和购买力创造。准货币等价物、新的信贷及购买力也可以在银行体系之外被创造。正如第六章所述，如果人们认为银行本票的风险较低，就可以将它用作货币等价物；影子银行的发展说明金融体系具有非同寻常的创新能力，既可以实现类似于银行的期限转换功能，也可以在正规银行体系外实现准货币等价物的创造。因此，要求正规银行全额计提准备金并不能完全解决如何限制信贷和货币创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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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目前高杠杆化的经济开始转型面临艰巨的挑战。昆霍夫和贝内斯勾勒的计划，不仅要建立全额准备金银行制度，而且应通过核销巨额存量住房抵押债务来解决由过去的过度债务所制造的问题。根据该计划，政府将用新创造的货币储备取代目前趴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抵押贷款。然而，部分人获得的巨大利益必然会由另一部分人的损失来弥补，也就是说在经济上没有免费午餐，至少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免费午餐。我们也许应该设计不同的转型路径来克服该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存量住房抵押贷款慢慢减少，与此同时银行的所有新业务都适用全额准备金要求。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最优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从来不能简单地专注于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是依赖于其初始条件。无论好坏，我们都可以从较高的准备金比例和相关的债务合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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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并不确信全额准备金制度是一个满意或可行的计划。但是，我们实施的改革应该体现那些为“芝加哥计划”的支持者提供了启发的基本原则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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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产品或服务，那些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或政治观点并不适用于货币。企业家应该完全自由地创新iPad、新的餐厅格调、新的汽车设计以及无数超出我们想象的商品和服务，这不仅因为自由创新将创造经济收益，而且它本身就是可取的。但是信贷和货币的创造有所不同，它会创造出购买力，从而产生有益或有害的宏观经济及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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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费雪和西蒙斯相信，如果将适用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市场原则同样应用于银行，将导致另一种错误。他们是正确的。信贷市场引发了至关重要的公共利益问题，自由市场的方法虽然简单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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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拒绝“芝加哥计划”的激进主义，也应该考虑其关键结论。我们必须对银行或影子银行体系所创造的信贷规模及其组合加以约束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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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债务污染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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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合约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也会制造经济风险。然而，这些风险从私人的角度来看并不明显。事实上，正如第十章所讨论的，看似有利于单个银行家或客户的贷款（也就是说贷款将会被全部还清），在该笔贷款与其他很多笔贷款组合在一起发放时，经济就容易发生危机和危机后的衰退。债务创造具有负的社会外部性，可以说债务是经济污染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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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征税是应对污染的适当方式。最优气候变化政策要求征收碳排放税，那么为什么不对信用中介课税呢？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约翰·科克伦的研究认为，尤其应该对那些以短期负债进行融资的信贷中介机构征税，因为期限转换创造了风险。8虽然此类税收会提高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价格，但如果问题的关键是债务创造过度，那么结果可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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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目前大多数税收制度基本不会对信用中介征税，而且有利于债务合同而不是股权合同。税收制度的整体影响体现为向企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征收公司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所带来的复杂的组合效应。在大多数国家，税收制度的净效应都明显有利于债务，特别是杠杆式的房地产投资。几乎所有公司的税收制度都允许全额抵扣利息支出，但是大多数不允许抵扣股息。一些国家的个人税收制度还允许部分或全额扣减住房抵押贷款的利息支出。即使英国等国家已经取消了这种做法，但对投资自用性财产的税收处理仍优于其他资产类别，因为估算租金（imputed rent）和资本利得无须纳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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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同国家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平均而言，无论是在房地产还是其他商业活动中，税收制度实际上对杠杆资产投资形成了有效补贴。例如，私募股权基金的高回报通常依赖于杠杆、税收减免以及看涨的市场行情，而不是源于对基金投资业务的卓越管理。即便在一个无税收的世界中，自由金融市场也会偏向于过度创造债务，而税收制度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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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经济学家一直主张减少对债务的税收优惠，但大多数决策者认为实施重大改革十分困难。几乎任何变化都存在预料之外的收益和损失，损失的存在必然招致政治上的反对。金融全球化也使有效改革变得困难。各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税收政策的完全自主权，税收的国际协调远不及金融监管。我们建立了全球统一的银行资本标准，却没有全球税收协定。某些国家试图消除税收政策有利于债务的偏向，但跨境贷款至少部分削弱了这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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