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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的既定目标是提高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健性。栅栏的存在降低了金融体系内部风险的传染效应，降低了分解大型银行的难度，使处置当局能够在确保继续维持其主要经济功能的情况下，选择关闭部分金融业务，从而降低了纳税人为阻止混乱的银行倒闭被迫提供支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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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复杂系统都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物理工程师在设计核电站等复杂系统时，会刻意在子元素之间设置防火墙，即使这样的做法会牺牲最大的潜在效率。危机前的金融体系基于一个傲慢的信念，即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能够使一个极其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系统变得稳定。我们强烈建议，即使会牺牲一些理论上可实现的效率，仍然应该采取栅栏以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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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际资本流动往往与资本有效配置无关，相当部分信贷创造在动员投资方面未发挥作用。因而，栅栏的价值正是因为它可以减少某些形式的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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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割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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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国家从事主要业务的国际银行应该设立独立的子公司，并拥有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使之在母行倒闭的情况可以幸免于难。许多银行家们强烈反对该提议，认为这将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形成有害的“分割”或“割据”，阻碍资本自由流动，同时资本和流动性被“困”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中，运营成本将因此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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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无证据表明各种形式的资本流动都是有价值的。证据表明资本流动的价值是分层次的：外商直接投资最有利，因为这关系到技术和技能的转移；但以银行为中介的短期资本流动往往会加剧国内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波动，有时会驱使汇率偏离合理的均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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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银行设置独立的子行并非抑制有价值的外国直接投资或其他长期资本流动。跨国银行依然可以在新兴市场中展开竞争，带来技能和技术转移的潜在收益；跨国银行依然可以从母行融入资金进行业务扩张，只要这种融资是长期的。但是一些潜在有害的短期债务流动将受到抑制。正如反对者所称，该方案有时会提高融资成本和信贷价格，尤其是在市场繁荣的上行周期中。但是，如果过度的信贷供给可能造成伤害，该方案就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全球资本市场一定程度的分割可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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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充足的“合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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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措施也有助于确保金融体系能够提供充足的“合理”债务。2008年秋，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因过度发放住宅和商业房地产信贷而遭遇危机；但紧接着，全球贸易融资供给受到严重挤压，很多未涉房地产业务的中小企业也不得不面对信贷供给受限的局面。20虽然金融体系有强烈的倾向创造出过量的住宅和商业房地产市场债务，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动员资本来支持对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巨额投资，而债务融资是实现这类资本动员必不可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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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偏重房地产贷款的自由金融体系，采取有利于其他各类贷款增长的干预行为是正当的。一个方案是建立仅为特殊用途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且其贷款能力不易受到房地产贷款损失的影响。德国的国有银行，即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有一项任务就是特别关注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向它们提供金融支持。英国也建立了绿色投资银行，专门向清洁能源项目发放贷款。类似机构并不是危险地偏离了自由市场高效率的资本配置，而是对完全自由市场可能产生的资金错配进行必要的弥补。第八章介绍了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引导信贷直接流向生产投资领域，这些例子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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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科书通常假设，银行贷款给企业家和企业是为了给资本投资提供融资。将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干预措施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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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场和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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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出的改革议程彻底颠覆了危机之前的传统观念。其中一些改革建议，如逆周期资本要求，已被大多数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所接受。但其他一些改革建议则远远超出了危机后已经达成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关注杠杆率的同时，关注信贷扩张速度；第二，是否一定要影响信贷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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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认为，这些要求代表了非常危险的干预色彩，运用并不完美的公共政策判断来取代市场配置资源的智慧。但是，长期来看，自由市场的信贷创造并非明智和稳定。亨利·西蒙斯等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坚持奉行自由市场主义信念，却主张废除银行，这正是原因所在。我不会走得那么远，但我们需认识到，自由市场并不能实现社会最优的私人信贷创造，也无法实现有效配置私人信贷创造的目标。我们不应该介入信贷在具体个人或企业之间的配置，但必须控制信贷总量，弱化自由市场对现有资产进行“投机性融资”的有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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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同样也会受到批评，因为这意味着“推动经济增长的信贷会下降”。但正如第七章所论，这并不意味着增速会降低，由于相当部分信贷并未真正促进经济增长；它也不会相应地提升名义需求，但会导致危机和危机后的债务积压以及经济衰退。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建立低信贷密集型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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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和太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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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改革议程赋予了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当局的中央银行拥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和广泛的责任。在这些政策工具中，部分是固定不变的规则，例如更高的最低资本要求；有些工具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周期进行相机抉择，这些决策并非基于精确的科学方法，而是需要对不确定因素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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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逆周期资本要求的决策需同时反映信贷增长率和已达到的杠杆率水平。但是，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私人部门杠杆率“太高”的标准。国际清算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塞切蒂的文章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如果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例超过GDP的90%或家庭部门债务占GDP比例超过85%，将产生负面影响。21但是，他也强调了任何此类估计的不确定性。与此类似，在资产价格方面，我们仅知道信贷推动的资产价格泡沫会造成伤害，但确定泡沫何时出现及其与合理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异程度则是艺术，而非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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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许多中央银行家和经济学家都对运用自由裁量权持谨慎态度。许多人希望能够像危机之前的传统观念那样清晰和简单。在一个目标（价格稳定）和一个工具（利率）的框架下，责任非常清晰。它保护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中央银行以中立的技术官僚面目出现，就是为了实现一个各方均认可的目标。这是一个清晰、精确、理论上简洁的政策框架，却终结于经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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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的最优结果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回到危机前传统理论教条的借口。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解决第十一章讨论的问题，即信贷密集型增长的根本动因；我们应尽可能改革税收制度，鼓励采用第十二章中讨论的新型股权合约；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依赖于固定不变的规则，如更高的资本要求；我们还应诉诸结构化改革，如设置栅栏，从而建立内在稳定性更强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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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管理私人信贷创造的不稳定性和无效率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相机抉择型决策。正如哈耶克、明斯基和西蒙斯等人所指出的，私人信贷创造的不稳定是固有的，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套明确规则根本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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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芬兰中央银行行长埃尔基·利卡宁（Erkki Liika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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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英国独立银行业委员会(ICB)主席约翰·维克斯(John Vic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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