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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撒钱和部分准备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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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弗里德曼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名义需求不足问题总会有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如果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政府应该直接多印美元并通过直升机撒钱。人们会捡起纸币并消费，名义GDP将增长，同时也会抬高通胀和实际产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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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升机上撒下既定规模的货币，其效应取决于人们消费了多少新增金融财富，而不是储蓄了多少。很显然，用于消费的是新印制且撒下的货币的一部分，如果仅占当前名义GDP的几个百分点，无论是对实际增长还是通胀的刺激效应都不大；如果是名义GDP的许多倍，效果将会很大并主要表现为通胀的上升，因为潜在的实际产出主要受制于供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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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弗里德曼所举的例子非常简单，它阐明了三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印发货币的方式来刺激名义需求；如果印得太多，就会产生恶性通胀；我们印得太少，仅能产生较小的潜在预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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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里德曼直升机上撒下的钱是以流通纸币形式存在的法定货币，即真实的钞票。正如第七章所述，历史上很多案例说明政府可以通过多印货币的方式来刺激名义需求但又不会产生危险的高通胀。早在18世纪20年代，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就采取了这种做法；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联邦政府通过印制“绿钞”向士兵发放军饷。然而，当下绝大部分钱是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而不是流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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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直升机撒钱的基本原理也能适用于现代经济环境。例如，政府可以通过电子转移支付的方式给所有公民的商业银行存款账户发放1000美元（也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或增加公共支出的方式）。商业银行反过来增加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中央银行增计货币资产，即购买政府的永久无息债券。15直升机撒下的只是电子记账科目而不是实际美元钞票，但两种操作本质相同，所以也会对名义需求产生第一轮影响。名义需求受到刺激的程度将与新货币创造规模大致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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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现代电子方式印钞无疑是替代纯财政政策或纯货币政策的一种技术上可行的替代方案，本质上是两种的结合。它为新增财政赤字进行货币化融资，因此将比纯粹的财政或者货币政策更能刺激名义需求，且其负面效应更小。与发行政府债的财政刺激政策相比，由于不存在挤出效应或李嘉图等价效应的风险，它能产生更好的经济刺激效应。2003年，伯南克指出，如果消费者和企业能够获得货币融资形式的减税，他们肯定会花掉一部分意外之财，因为“没有产生意味着未来税收会增加的当前或未来偿债负担”。16与单纯的货币政策刺激相比，它把新增购买力直接送到广大居民和企业的手中，而不是通过更高资产价格的间接传导机制和引致私人信贷扩张；它不会再次产生具有潜在危害性的私人信贷扩张，也无须承诺在较长时期内维持超低利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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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刺激名义经济增长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威廉·布特在一篇数理实证研究论文中证实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的共同观点，这篇论文的题目就是“直升机撒钱的简要分析：为什么总是有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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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的确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短期内是否具有可行性和是否具有潜在收益，而是在部分准备金银行体制的现代经济中是否具有长期影响。虽然发行电子存款的第一轮影响取决于其规模，但是，这一做法创造了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从而使商业银行随后能更容易地扩大私人信贷、货币和购买力。虽然第七章中介绍了私人信贷创造和法定货币创造可以相互替代，但是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中，法定货币创造也可以促进私人信贷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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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在于货币融资的最初刺激效应可能被随之而来的私人信贷创造有害地放大，导致超出合意水平的需求。这种风险在20世纪30年代，欧文·费雪和亨利·西蒙斯等人主张的全额准备金银行制度下不会存在。194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推荐这一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基础货币就是货币供应量，私人信贷和货币创造不发挥任何作用，而货币融资的最终长期刺激效应必然与其初始规模成正比。1948年，费雪、西蒙斯和弗里德曼认为全额准备金银行制度和小规模财政赤字的公开货币融资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使增加名义需求无须依赖不稳定的私人信贷创造；前者使私人信贷创造不可能存在，并确保货币融资的长期刺激效应能够受到精准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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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使货币融资政策的实施变得复杂，但是全额准备金制度提供了清晰的解决方案：过度刺激长期需求的任何危险均可被中央银行提高准备金比例所抵消。准备金要求强制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应占其总负债的一定比例，从而限制了银行创造私人信贷和货币的能力。18该比例随着时间推移而调整，如果通胀超过预期，中央银行就提高存款准备金比例。在理论上，可以采取一种基于规则的直接方式来推行，在发行电子货币的同时等量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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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质上相当于对新创造的法定货币实行全额准备金制度。事实上，只要将银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实施全额准备金制度，另一部分实施部分准备金制度，我们就能够有效处理银行体系，而不必做出“是”或“否”的绝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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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准备金对未来的准确影响还取决于中央银行是否对准备金支付利息以及所适用的利率水平。中央银行可以向法定准备金支付任何利率，但至少有一部分准备金无须支付利息，这样才能确保当前的货币融资不会构成中央银行未来的利息负担或中央银行的损失，这些损失将由政府补贴并最终由纳税人承担。19将准备金利率设定为零反过来可能削弱中央银行运用准备金率引导市场利率与政策目标趋于一致的能力。但是，中央银行可以克服这个问题，比如对部分准备金不支付利息的同时将其余准备金利率设定为政策利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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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准备金零收益反过来相当于对未来信贷创造课税。但是，正如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所述，对信贷创造课税可能并非坏事。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一个政策组合使我们不必依赖新的信贷增长就可以走出过度信贷创造导致的债务积压。今天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未来对信贷中介隐性课税或许是一个最优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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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正确地指出，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印钱和花钱来克服名义需求不足。既然除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使我们摆脱债务积压困境，那么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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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杠杆化：没有其他好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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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达国家的总杠杆率（包括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历史上也仅出现在主要战争之后。有关从债务的历史峰值成功去杠杆的分析，恰恰可以说明当前去杠杆面临多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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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英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例高达250%，1970年，该比例已经下降到50%，比例下降并非绝对债务水平减少，而是25年间名义GDP始终保持年均7%的增速，且同期平均利率水平很低。名义GDP增长率包括4%的平均通胀率（远高于目前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和3%的实际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人口显著增加以及对美国生产率的技术追赶。21而且，公共债务占比下降还伴随着私人债务在较低的起点上缓慢上升，并受到量化信贷管控措施的约束。住房抵押贷款仅由建房互助协会（互助储蓄和贷款机构）提供，银行不得提供；同时，消费信贷的可得性受到最低首付款比例和还款期限等条款限制。1964年，私人部门（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银行债务仅占GDP的27%，而2007年高达120%。22在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例由1945年的120%成功下降到1970年的35%背后，是名义GDP的快速增长、低利率、私人部门的杠杆虽然逐渐上升但仍处低位。23同时，整个欧洲大陆，战后几年的高通胀和债务核销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许多国家的战时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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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表明，公共部门去杠杆化是可能的，但是，在当今多变的环境中同时实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去杠杆是非常困难的。人口和技术因素使得实际经济增长率不可能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如果2%的通胀目标被认为是一道红线，那么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名义GDP增长率就不可能超过4%。在部分国家，名义GDP增长率更低，如日本银行的潜在增长率不超过1%。24即使通胀率达到预定的2%，名义GDP增速也仅为3%。相对于战后时期，摆脱债务积压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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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一些国家的数据表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日本要实现该目标，2020年之前需把目前6%的基本赤字（付息前的财政赤字）转变成5.6%的财政盈余，并在随后10年中维持这样的盈余才能确保2030年之前将净政府债务降到GDP的80%。25这根本不可能完成，如果做类似尝试将会把日本经济拖入深度萧条，公共债务负担非但不会下降，而是肯定会上升，日本的政府债务根本不可能偿还。意大利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32%，并且还在上升，目前债务负担依然很高，而潜在的长期增长水平很低，尚未找到清晰的“紧缩加增长”路径以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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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整个欧元区，“财政协议”（Fiscal Compact）要求所有国家都应该通过基本预算盈余来削减债务存量，实现公共债务占GDP 60%的目标。实际上这是不可信的。为实现该目标，希腊必须在之后1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维持7%的基本预算盈余；爱尔兰、意大利和葡萄牙为5%，西班牙为4%。如巴里·埃肯格林指出的，持续保持如此大的基本预算盈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27只有这些国家的国内或其出口目的地出现快速且有潜在危害的私人信贷增长，才有可能同时实现如此规模的预算盈余和稳健增长。但更有可能的是，这种预算盈余会导致低增长和持续的高失业，债务负担却并未减少。此外，面对此类紧缩政策，有才华的年轻人很可能直接移民，从而降低了税收基数，并躲避他们应该继承的债务。有时候，债务不能也不会被全额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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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债务积压的其他方式还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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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和金融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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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英国的经验表明，一种方案就是在许多年甚至几十年将利率控制在名义GDP增长率之下，甚至可能低于通胀。肯尼斯·罗高夫和奥利弗·布兰查德提出该政策方法的一个变通方案是接受高于2%的通胀目标。28另一个变通方案是在更长时间内维持接近于零的利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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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本质而言，该政策只是现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反映了对现实的评估结论：只有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目前的货币政策，才能起到削减债务负担的效果。因此，依然存在着前文讨论的缺陷：这种方法只有通过刺激新的信贷增长，才有助于降低现有债务负担，同时这也为高风险的金融投机活动提供了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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