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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施大规模私人债务减记来修复债务积压的计划难以实现，主要由于第十章讨论的两难困境：即便从私人角度看贷款是“好的”，也会产生负面的宏观影响。即使贷款能够被全额偿还，杆杆过高的家庭和企业也会采取抑制名义需求增长的行为。事实上，正是他们削减消费和投资以偿还债务抑制了经济增长。私人部门债务重组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必然涉及减记从私人角度看能够持续的债务，以公平和政治上一致认同的方式精心设计这样的方案是极其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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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债务核销的潜在作用可能更大。2011年在没有引起明显市场动荡的情况下，减记私人部门债权降低了希腊公共债务，同时公共部门对希腊的债权几乎肯定会被减记。30公共债务减记确实可以作为处理私人部门过度杠杆的一种间接方式。过度的私人信贷创造导致了经济危机、债务积压以及后危机时期的通缩，结果增加了公共债务负担。杠杆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但是，一旦转移成公共债务，就更容易协商债务重组或者进行债务减记，同时又不会对信心形成负面冲击。债务减记的绝对规模至关重要。金融市场易于吸收希腊政府的债务重组和减记，因为债务核销的规模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微不足道。如果日本或意大利通过减记政府债务使得剩余债务可以持续，债务减记规模将非常大，可能带来巨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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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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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过去信贷增长制造的巨额债务积压，既不存在着确定的、无成本的去杠杆路径，也没有一项政策能够实现最优结果。因此，有必要采用组合式的政策手段，且每个国家应有不同的政策组合。日本通过经济增长和财政整顿等常规方式大幅度降低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不具可行性。而美国的债务占GDP比例低于日本，由于人口仍在增长且潜在经济增长率较高，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以及市场导向的债务减记等因素共同作用可能足以解决问题，无须采取激进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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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货币融资都不应作为禁忌被排除在政策选项之外。事实上，在一些国家，货币融资对大幅度削减债务并实现经济合理增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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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货币融资：三个具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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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货币融资可以考虑三种具体方式：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一次性债务核销、全面的银行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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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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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伯南克建议日本应该实行现代版的直升机撒钱政策，通过中央银行创造法定货币来补充税收减免造成的亏空或扩大公共支出，同时声明不再出现新的财政债务，因此不再增加额外的偿债负担。如果日本采纳了该建议，现在日本的名义GDP、实际产出、价格水平可能更高，债务占GDP比例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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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情况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立即实施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政策。果真如此，经济衰退程度将大为减轻，在摆脱债务积压方面我们将取得更大进展，回归正常利率水平的速度肯定会更快。例如，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实施了高达3750亿英镑的量化宽松资产购买计划，通过推动长期利率下行和提高债券、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等方式刺激经济。如果英国政府把部分资金（350亿英镑）以永久性法定货币的方式支持税收减免或扩大支出，经济复苏进程可能更强劲、更公平，风险也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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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和美国，实行这种政策的时机可能已经失去了。无论好坏，我们已经采取了超宽松货币政策并至少实现了一定的经济复苏。但是，在日本和欧元区，鉴于长期有效需求疲软的证据日益增多，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通过发行货币为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融资。在2014年8月的杰克逊霍尔的会议上，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将得不到保证。然而，任何通过发行公债来推行的财政刺激都会引发如何偿债的问题。理想情况下，欧元区现在应该考虑意大利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贾瓦齐和圭多·塔贝里尼提出的政策建议。他们认为，所有欧元区国家同时实行三年税收减免，通过发行长期债券融资，长期债券由欧洲中央银行购买并永久持有。31第十五章将讨论欧元区政治层面的困境使得该理想政策难以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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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债务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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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日本人并未采纳伯南克的建议。相反，日本通过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来对冲私人部门去杠杆的影响，导致公共债务占GDP比例持续上升。但是，日本现在可以核销部分债务，使自己重新回到伯南克建议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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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通货紧缩，日本中央银行进行了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操作，到2014年底购买的政府债券，高达GDP的44%。目前，日本中央银行每年购买政府债券80万亿日元，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财政赤字和净发行新债的规模，大约为每年50万亿日元。因此，非日本中央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务不断下降，2017年日本中央银行和其他准政府机构（如社保基金）之外的投资者持有的净政府债务比例将下降至GDP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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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确实是某种形式的货币融资。但是，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公开目标不是为财政赤字融资，而是通过经典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刺激经济，包括极低的长期利率、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等。日本中央银行的公开意图是在未来某个时间向市场出售其持有的政府债券，政府将使用财政盈余偿还债务。因此，日本公共债务的官方数字包括日本政府欠日本中央银行的债务，而日本政府拥有日本中央银行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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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增加一个科目，将债务改记为日本中央银行对政府的永久性无息债权，就可以核销和置换该笔债务。这种处理方法对日本中央银行和政府收入的直接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日本中央银行目前从政府收到的利息被作为股息返回给日本政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该债务核销只不过使公共部门之间的经济交往更符合经济现实。但是，这种关于经济现实的清晰沟通能够使日本民众、企业和金融市场明白真正的公共债务负担显著低于所公布的数据，这对提升信心和名义需求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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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政策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削减公共债务水平，降低实施财政整顿的必要性。英格兰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量约为GDP的23%。核销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消除进一步改善公共财政的需求，但会相应地降低财政整顿的速度和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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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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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货币创造的第三种可能用途不是处理历史上形成的债务积压，而是在不恶化去杠杆化过程的前提下，加快金融体系清理速度，建立更稳健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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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认为，银行资本要求应远高于巴塞尔III的规定，但过快向更高资本充足率过渡可能会加快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步伐：银行可以通过收缩信贷而不是增加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一个可能方案是，要求银行通过筹集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且给银行较短的时间从私人部门筹集资本，但是如果无法筹集足够的私人资本，政府股权注资可作为后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可逐步出售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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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如果政府必须对银行注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会上升。因此，如果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令人不安的水平，在解决了一个问题的同时，恶化了另一个问题。有关公共注资对已经很高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影响的担忧削弱了欧洲银行压力测试（2011年）的有效性。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家正在为很高的公共债务和不断上升的国债收益率苦苦挣扎，为避免加剧市场对主权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心，这些国家不可能承诺为私人股权融资提供可信的公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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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公共注资由中央银行通过永久性增加基础货币提供支持，就不存在未来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即使对于那些非常担心债务货币化的人来说，该方案或许也可以接受。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是为税收减免或扩大公共支出提供融资，这种形式可能不被接受，因为这味药非常甜美，难以克制滥用的冲动。但是，单纯为银行注资的直升机撒钱更可能被视为只是一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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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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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里德曼所述，名义需求不足是一个总能找到显而易见解决方案的经济问题，即通过政府法令创造货币。而且，我们拥有的政策工具能够确保需求刺激恰到火候，不会导致危险的通胀。如果货币融资被排除在外，摆脱债务积压将更加困难，不必要地拖累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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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用中央银行的货币为财政赤字或核销公共债务融资仍是政策禁忌，并且理由非常充分。如果我们首先承认货币融资是可行的，那该如何确保它不会被滥用？因此，货币融资的风险并非技术性的，而是政治层面的。第十五章将考虑这些政治风险能否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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