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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增加一个科目，将债务改记为日本中央银行对政府的永久性无息债权，就可以核销和置换该笔债务。这种处理方法对日本中央银行和政府收入的直接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日本中央银行目前从政府收到的利息被作为股息返回给日本政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该债务核销只不过使公共部门之间的经济交往更符合经济现实。但是，这种关于经济现实的清晰沟通能够使日本民众、企业和金融市场明白真正的公共债务负担显著低于所公布的数据，这对提升信心和名义需求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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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政策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削减公共债务水平，降低实施财政整顿的必要性。英格兰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量约为GDP的23%。核销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消除进一步改善公共财政的需求，但会相应地降低财政整顿的速度和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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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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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货币创造的第三种可能用途不是处理历史上形成的债务积压，而是在不恶化去杠杆化过程的前提下，加快金融体系清理速度，建立更稳健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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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认为，银行资本要求应远高于巴塞尔III的规定，但过快向更高资本充足率过渡可能会加快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步伐：银行可以通过收缩信贷而不是增加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一个可能方案是，要求银行通过筹集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且给银行较短的时间从私人部门筹集资本，但是如果无法筹集足够的私人资本，政府股权注资可作为后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可逐步出售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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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如果政府必须对银行注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会上升。因此，如果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令人不安的水平，在解决了一个问题的同时，恶化了另一个问题。有关公共注资对已经很高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影响的担忧削弱了欧洲银行压力测试（2011年）的有效性。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家正在为很高的公共债务和不断上升的国债收益率苦苦挣扎，为避免加剧市场对主权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心，这些国家不可能承诺为私人股权融资提供可信的公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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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公共注资由中央银行通过永久性增加基础货币提供支持，就不存在未来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即使对于那些非常担心债务货币化的人来说，该方案或许也可以接受。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是为税收减免或扩大公共支出提供融资，这种形式可能不被接受，因为这味药非常甜美，难以克制滥用的冲动。但是，单纯为银行注资的直升机撒钱更可能被视为只是一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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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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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里德曼所述，名义需求不足是一个总能找到显而易见解决方案的经济问题，即通过政府法令创造货币。而且，我们拥有的政策工具能够确保需求刺激恰到火候，不会导致危险的通胀。如果货币融资被排除在外，摆脱债务积压将更加困难，不必要地拖累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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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用中央银行的货币为财政赤字或核销公共债务融资仍是政策禁忌，并且理由非常充分。如果我们首先承认货币融资是可行的，那该如何确保它不会被滥用？因此，货币融资的风险并非技术性的，而是政治层面的。第十五章将考虑这些政治风险能否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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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第十五章 债务和魔鬼：危险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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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建议，政府支出可全部源于税收或货币创造……货币当局的首要功能就是财政赤字时期创造货币，政府盈余时期回收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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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框架》，1948年6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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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通过稀释货币来破坏现存社会根基更微妙和更可靠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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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通货膨胀》，1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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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德国中央银行行长魏德曼援引了歌德《浮士德》第二部中的一个故事，魔鬼的化身梅菲斯托引诱国王印制并分发纸币，增加购买力，核销政府债务。起初这些货币推动了经济上行，但是，不可避免地“陷入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摧毁了货币体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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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央银行家认为，印制法定货币为公共财政赤字融资不是一种技术性政策错误，而应视为一种犯罪，必须通过强大的禁忌加以禁止。包括欧洲中央银行在内的许多中央银行都认为货币融资是非法的。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表达对货币融资的支持时都非常谨慎，以免被视为考虑不周。2003年伯南克就提出过该建议，但在他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再也没有重申该建议。在2012年8月召开的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全球知名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家迈克尔·伍德福特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其论文为该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4事实上，这个禁忌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和有效，以至于中央银行以外的许多人都相信第十四章中阐述的货币融资不仅不可取，而且某种意义上也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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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视为禁忌的政策可能并不理想，但并非不可能，它或许能够服务于好的目标。一旦我们承认货币融资是可行的，如果对创造多少法定货币和产生多少名义需求没有技术限制，那么进行更大规模货币融资的诱惑就会很大。如果允许政府通过印发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他们就会在选举之前进行，并把钱花在支持他的选民身上，为此不惜长期面对高额财政赤字，而非在税收和公共支出方面做出艰难的抉择。货币融资可以被审慎运用而不产生有害的通货膨胀，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财务大臣高桥是清运用得十分得当。但它也会被滥用，产生像魏玛德国时期或者当下津巴布韦那样的恶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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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融资就像一剂危险的药品，少量服用有助于治疗严重的疾病，过度使用则会致命。因此魏德曼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把药锁起来并扔掉钥匙。然而，这样做会产生不良后果：它会使摆脱债务积压更为困难并在较长时期内抑制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印发货币可能更有害，因为它打破了禁忌并打开了将来的滥用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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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锁起药并扔掉钥匙吗？鉴于下面两个原因，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第一，理论上，通过设计制度化机制约束其被滥用是可能的。第二，名义需求增长的另一种方式——私人信贷创造——同样危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危险的选择，并非不成功便成仁。此外，一旦认清现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货币融资作为一个理想政策工具的可能性，不局限于当今极端情形，而且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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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财政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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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低通胀不足以确保金融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但它非常可取，危机前的数年间中央银行成功地实现了该目标。中央银行这样做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益增强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新兴市场曾经饱受高通胀或恶性通胀之苦，独立的中央银行越来越能够对政府的货币融资需求说不。放眼全球，无论政府的短期偏好如何，中央银行通过设定利率实现通胀目标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运用货币融资摆脱债务积压似乎违反了该原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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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框架不能适当约束货币融资的运用。今天中央银行的委员会可以投票决定是否批准利率调整或量化宽松政策，那么同样可以被赋予批准或否决伯南克式直升机撒钱或一次性政府债务核销的权力。他们可以根据对通胀前景的独立性判断确定这些操作的适当规模。例如，在英国，只要被合法授权，无须解释为什么2009年和2010年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不批准350亿英镑的直升机撒钱为扩大的财政支出融资，而采取高达3750亿英镑的量化宽松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350亿英镑的直升机撒钱会危及2%的通胀目标，就有理由拒绝批准更大规模的直升机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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