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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的欧元区架构不可避免会重现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如果欧元区希望不分裂并获得成功，必要的长期解决方案就是缔结成为强大的实质性的联邦。部分公共债务应在欧元区层面发行，同时，其他公共债务仍然留在国家层面或者州民族国家层面。国家层面的债务应受到潜在违约的市场约束，但是，以中央银行的货币化为后盾，联邦层面的债务水平应该成为绝对安全的资产。私人信贷创造应在欧元区层面受到宏观审慎工具的严格约束，但不同国家约束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的措施可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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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后的角度观察，最务实的短期策略应该包含货币融资，不能因为担心受到法律和政治挑战就予以否认。如果欧洲投资银行通过发行由欧洲中央银行购买的长期债券筹集资金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就非常接近于货币融资，只是没有逾越红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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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长期解决方案和完备的短期措施均不可行，欧元区解体并非坏事，理想情形就是德国等硬通货国家退出欧元区。10如果继续维持拒绝任何货币融资方案的架构和规则，欧洲将会陷入不必要的长期低增长和危险的低通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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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融资只能是一次性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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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债务积压和名义需求不足，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使用货币融资这个工具。然而，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货币融资只能“一次性”运用，以应对极端的经济情形，一旦经济恢复强劲增长，通胀回到预定目标，我们就应该回归传统，继续禁用货币融资。如果政策明显是一次性的并且只能适用于极端情形，就更容易抑制道德风险；如果我们认为货币融资可以作为常态化工具，年复一年持续运用，未来政府滥用该工具的危险将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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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非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48年提出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如果缓慢的名义需求增长是合意的，政府需要完全依赖法定货币创造为每年保持一个较小的财政赤字融资。也就是说，如果货币存量占GDP比例为50%并需要每年增长4%（按GDP衡量为2%）以支持4%的名义GDP增长，那么政府每年都会有2%的以货币来融资的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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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考虑该这一激进的建议吗？弗里德曼本人强调“该建议当然有其危险性。政府直接控制货币数量并直接创造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可能形成一种支持不负责任的政府行为和通胀的氛围”。11一旦政府知道他们可以通过印发货币而不是征税为赤字（GDP的2%）融资，那采用什么方法能够阻止他们不把财政赤字扩大到3%、4%或者5%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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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强烈认为，任何货币融资的使用都应该是一次性的。但本书的分析逻辑是：在某些情况下，货币融资持续发挥作用可能比其他替代政策的风险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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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经济停滞：持续运用货币融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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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认为，2007—2008年危机之前相当部分的快速信贷扩张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很小。为现有房地产交易提供融资的贷款拉高了杠杆率和资产价格，但也导致名义需求同比例但不必要的增加。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消费信贷增长有助于保持充分需求，但如果贫富差距没有扩大，也就不需要消费信贷。如果推动第四篇中描述的改革，无须私人信贷快速扩张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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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通过约束私人信贷增长来控制未来危机和债务积压的风险，仍有可能面临名义需求不足的问题。房地产信贷的扩张未必带来名义需求的同比例增加，但使人们感到更加富有，从而显著刺激消费支出。因此，正如劳伦斯·萨默斯所言，若没有快速和潜在不稳定的信贷增长，我们可能会面临长期经济停滞的问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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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预期（事前）储蓄超过预期（事前）投资，就可能出现结构性的名义需求不足，现代经济中的劳动力使这种失衡无法避免。如第七章所述，信息和通信技术使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下降，相应地减少了投资需求。同时，人口增长放缓也降低了每一代人积累更多资本的需求。但是，人口老龄化趋势也促使人们在工作期间积累大量储蓄以应付更长期的退休生活所需，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述，不论是否需要额外的资本投资，遗赠财产的愿望会导致理想储蓄水平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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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机制，经济通常会面临储蓄意愿和投资需求之间的脱节，储蓄和投资只能在实际利率极低情形下达到平衡。1990年，与20年期指数挂钩的英国、美国政府债券实际收益率超过3%。2007—2008年的危机时，收益率已经下滑到不到1.5%，现在已经接近于零了。极低的利率反过来促使信贷快速增长并导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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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信贷过度增长导致的债务积压，还有潜在的结构性名义需求不足，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这种现象是可能的。若果真如此，我们似乎必须接受两种情形中的一种：要么是不稳定的信贷繁荣和萧条，要么是持续的低增长、低通胀和持续的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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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名义需求不足总是可以通过法定货币创造得以解决。如果长期停滞的威胁确实如一些经济学家所称的那样严重，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使用货币融资予以应对，而不是一次性使用。我们应该尽可能防范它被过度使用，例如，通过立法设定每年法定货币创造的上限，或者授权具有独立性且控制通胀目标的中央银行决定法定货币创造的规模。当然，这样做也存在风险，因为这样的约束并不完美。但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我们将陷入持久的低增长和通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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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与魔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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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货币融资是危险的，因为政府可能过度创造法定货币，错误配置相应的购买力也会带来无效率的结果。但是作为实现充分名义需求的另一种途径，私人信贷创造也存在相同的危险，因为放任不管的自由金融市场本身必定会创造出过度的信贷，造成低效率的信贷配置，从而导致不稳定的繁荣与萧条周期、债务积压以及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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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之前的10年间，美国没有印制法定货币，但私人信贷过度繁荣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2008年前爱尔兰用财政盈余偿还公共债务，对发行法定货币支持财政赤字避而远之，但由于大规模资本投资涌入不能盈利的房地产项目，至今仍在承受资金配置不当的苦果。2009年中国可以选择货币融资支持财政刺激以抵消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却选择了利用银行进行信贷创造，导致许多城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过剩以及严重的债务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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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前的宏观经济正统理论既诅咒法定货币融资，又对私人信贷创造近乎完全放任。未来最优的政策必须反映这样一个现实：我们面临的是充满危险的选择，必要时应该将严格控制私人信贷创造和有序使用法定货币融资结合起来。迄今为止，我们拒绝使用货币融资政策，抑制了经济增长，导致了不必要的财政紧缩，而且通过承诺维持极低的利率，加大了未来金融不稳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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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后记 女王的问题和致命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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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实际目标来看，防止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已经解决几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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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卢卡斯, 美国经济学会主席，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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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宏观经济理论无助于预测金融危机，也无助于我们理解金融危机并拿出解决方案……基于完全市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不仅未能回答关于清偿力丧失和流动性断裂的关键问题，而且不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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