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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ard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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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07年3月15日，温家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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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中国杠杆率的各种估计值的讨论，参见第三章的注释3。虽然不同估计值有所差异，但都一致表明杠杆出现了急剧增长。“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中不仅包括对私人企业的融资，还包括大量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边界不清，“社会融资总量”很难与其他经济体的私人部门信贷指标进行精确比较。但该指标基本能够反映出应当由居民收入或投资所产生的利润来偿还的信贷规模，税收收入偿还的信贷则不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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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IMF Fiscal Monitor,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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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ueki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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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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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ey (2013，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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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2009，第2页)，www.b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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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MF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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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可参见Mathia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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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roner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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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净债务国和净债权国对经常账户失衡的行为反应是不对称的，前者被迫削减需求，而后者并无动力刺激需求来抵消前者的影响。这种危险是凯恩斯担忧国际货币体系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议以某种形式建立全球中央银行的关键因素(参见Skidelsky，2004)。实际上，净债务国与净债权国之间的非对称性只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净借款方与净贷款方之间（包括国家、企业或家庭之间）非对称性的一个子集，并呈现某些特殊的风险。Eggertsson and Krugman (2012)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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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roner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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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2009，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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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ey (2013，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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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uropean Commissio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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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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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与私人部门相同，公共部门目前也存在债务积压，其债务水平在危机后大幅攀升。欧元区的发展近况体现了第五章阐述的总体原则：私人债务一旦扩张到不可持续的水平，在危机后也不会自行消失，而是向公共部门转移。金融危机后，过量私人信贷创造实质上已被社会化。此外，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的独特制度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债务社会化，即“Target 2余额”（Target 2 Balances）出现了增长。危机前，经常项目盈余国家的银行及其他投资者乐于向赤字国家的银行提供融资，而后者向本国家庭和企业部门投放信贷。危机后，新增资本流入枯竭，盈余国家的投资者希望将资金投向相对安全的本国资产（如本国银行存款），本国银行将增加的存款存放在本国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与此同时，赤字国家的中央银行需对本国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其资金来源于通过中央银行间支付系统（即“Target 2”）向欧元区其他国家借款。实质上，它们是向盈余国家的中央银行借款。此前由盈余国家私人银行体系流向赤字国家私人银行体系的私人资本如今通过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实现同方向的流动。“Target 2余额”在2007年几乎为零，而至2012年达到峰值，赤字国家的中央银行向欧元系统中其他中央银行借款逾1万亿欧元。到2014年，余额回落至6000亿欧元，仍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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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MF Fiscal Monitor，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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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欧元区的数据来源是ECB Statistical Data Warehouse,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http://sdw.ecb.europa.eu)。美国、英国、日本的数据是由名义GDP（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减去净出口增加额（数据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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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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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nsky (197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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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ayek (1933，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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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很欣赏Avinash Persaud提出的金融危机的“坏苹果”理论。正如Persaud（2013）所说：“政客们被金融危机的坏苹果理论所吸引，认为危机是由坏人做坏事引起的……这使他们不必担负起创造一个可持续金融体系的责任”，并“谴责我们不断重复繁荣和萧条”，这是对金融不稳定的根本原因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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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hame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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