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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ndleberger and Aliber (2005，第75页)。经Palgrave Macmillan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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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际上，私人和公共债务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取决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潜在增长率较高，那么通过名义GDP的增长而不是通过偿还债务实现去杠杆化是可行的。如果潜在增长率较低，如日本或意大利，那么整体去杠杆化的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若一个经济体面临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如果私人部门去杠杆化）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同时偿还债务，将产生通缩。第十四章讨论了相关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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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hit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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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tein (2013，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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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orio and Drehmann (2009，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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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跨部门和跨时间信贷需求利率弹性变化的实证分析，可参见Hens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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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际统一的银行监管标准规定了银行总资本（包括股票和长期次级债）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比例。此外，还规定权益资本（监管资本的一部分）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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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7—2008年危机爆发前，巴塞尔II要求银行总资本不低于加权风险资产的8%，其中至少一半（即4%）是一级资本，并且一级资本中至少有一半（即2%）是权益资本。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巴塞尔III的框架下，权益资本（“核心一级资本”）的最低要求提高至4.5%。此外，银行通常还需持有2.5%的资本留存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还应持有0.5%—2.5%的附加资本要求。因此，目前总资本要求约为7%—9.5%，具体要求取决于单家银行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然而，巴塞尔III框架的总体影响远远超过提高比例要求所显示的影响，因为（1）关于资本充足率计算的分子，即权益资本的定义已经收紧；（2）调整了风险加权方法使得所计算的加权风险资产上升，例如关于交易资产的风险权重大幅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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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dmati and Hellwi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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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该观点的传统理论，请参见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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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Guidance for National Authorities Operating the Counter Cyclical Capital Buffer, 2010年12月，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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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准备金要求决定了商业银行必须在中央银行持有的“准备金”（即存款）数量。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的资产，中央银行的负债。法定准备金率是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或总负债的一个比例。因为银行总资产与银行总负债趋于一致，所以选择资产或负债并非重点。无论是根据资产还是负债进行定义，最低法定准备金率都能有效地限制银行可以持有的贷款（或总资产）数量，使之仅为该银行在中央银行准备金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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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中央银行的负债，与纸币和硬币共同构成基础货币）只能由中央银行操作来创造（例如，通过购买商业银行的其他资产，向商业银行提供信贷但同时增加准备金要求）。任何银行都可以增加它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例如，通过出售资产或接收来自其他银行的准备金），但这并未增加中央银行准备金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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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然而，理论上，有可能根据不同类别的资产或贷款设定不同的准备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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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根据巴塞尔协议，那些被认为经验丰富的主要银行可以使用内部评级法进行风险分析、采用内部风险计量模型评估信用风险并计算风险权重（虽然会带来一些监管方面的挑战）。其他银行则适用监管当局规定的标准化的风险权重。即便是标准化的风险权重，也并未尝试包含系统性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因此这些权重设计可能导致贷款的过度发放（如住房抵押贷款），虽然从微观层面来看，这些贷款似乎风险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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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2012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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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或许抵押比和贷款/收入比约束都能发挥一定作用，但理论上有充分的论据表明，贷款/收入比更可取。即使设定抵押比上限，但是由于分母（资产价格）本身增大，相对收入或偿债能力的杠杆比例仍可能不可持续地上升。贷款/收入比上限则能更直接地解决偿债能力的问题，而且能更明确地减少自我强化的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的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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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例如，加拿大对通过加拿大抵押和住房公司给予保险的抵押贷款规定了抵押比上限（可随时间调整）。德国住房抵押信贷的可得性受制于确定合格抵押品的规则，抵押品中必须包含A级银行担保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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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Mortgage Market Review, Final Rules, 2012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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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经济上行期，随着房地产贷款不断扩张，与房地产无关的企业贷款可能被挤出（而不仅是因为金融危机削弱了银行的放贷能力）。Hakraborty、Goldstein and MacKinlay (2014，第1页)的研究覆盖了从1988年到2006年的美国市场，他们认为“活跃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银行扩大了住房抵押贷款，减少了商业贷款。从这些银行借款的公司投资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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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Cecchetti、Mohanty and Zampolli (2011)。同时可参见Cecchetti and Kharroubi (2015)。经合组织关于金融和包容性增长的最新报告（OECD，2015）同时指出，当私人信贷（家庭和企业之和）与GDP之比超过90%之后，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将转向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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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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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einhart and Rogoff (2013，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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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rnanke (2003，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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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ord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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