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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保人士指名道姓地对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施压。在旧金山雨林行动联盟（RAN）抗议数月之后，摩根大通银行（J. P. Morgan Chase & Co.）采用限制可能对于环境造成有负面影响的生产项目。RAN 的执行董事表示：“我们的策略是先从摩根大通银行一类的产业龙头下手示范，然后再逐步聚焦于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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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会职员追踪违规事件，强迫企业遵守规定以免损害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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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消费者依据自己的社会意识做出购买决策。对半数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它们已调整了环境和社会责任战略，因为消费者在购买决策中会考虑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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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睿博（Bob McDonald）是宝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在描述公司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时这样说道：“我认为可持续性不再只是一种可选项。当今的世界是扁平的，也因互联网而变得透明，同时个人影响力也因博客、推特和其他媒介而大增。因此，当消费者为你的品牌掏钱时，他们想知道购买的是什么东西。他们想了解品牌后面的公司。他们想知道该公司的立场，他们想知道公司如何关心环境问题。”正如你看到的那样，在履行道德与社会责任方面，企业仅仅做对的事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让消费者与社会相信它这么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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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商业（修订第10版） ◎国际伦理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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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问题与社会责任议题并非只在美国才有，日本、韩国、意大利、巴西、巴基斯坦和刚果（金）等国也有企业及政府高层领导人被控受贿。评论政府领导人道德和伦理的最新标准是什么？较之以往，这些标准都严厉得多。现在，大家都采用更高的标准来评判高层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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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企业也开始要求外国供应商对社会负责，确定供应商没有违反美国的人权及环保标准。西尔斯百货不会进口由监狱犯人制造的产品。服饰制造商菲利普斯·范·霍伊森（Phillips- Van Heusen）表示，如果发现供应商违反伦理、环保、人权等规范，就会取消订单。陶氏化学（Dow Chemical）期望供货商遵守美国苛刻的污染和安全法律而不只是本国的法律。另外，麦当劳虽然否认了其供应商在热带雨林养殖肉牛的谣言，但它还是发布了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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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公司会要求供应商负起社会责任，但是也有公司在欠发达的国家剥削劳工。耐克这个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公司便遭到人权及劳工团体的指控。他们批评耐克虐待劳工，却花费巨款聘请运动明星拍广告。漫画家加里·特鲁多（Gary Trudeau）在他广受欢迎的系列连环漫画《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中描绘了一场反对耐克的运动。1998 年，深知耐克的 CEO 菲利浦·奈特（Phil Knight）都承认：“耐克产品变成了雇佣奴隶、强迫加班和滥用职权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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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克已在努力提高其声誉。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耐克开始监督其 700 家劳动条件受当地文化和经济条件所限的合同生产厂家改善劳动条件。2005 年，耐克发布了下属工厂的名称和地理位置，这既是要彰显透明性，也是要激励竞争对手改善生产条件。该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分享了其审计数据，该教授于 2006 年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结论是：尽管“耐克做出了巨大努力，加大了投资……但其供应商中约有 80% 不是维持不变，就是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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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耐克的监督计划并没有预期的那样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新兴经济体中政府的监管比较薄弱，使得这些公司不得不监管它们的供应商。耐克鞋有 98% 是在不同国家的几百家工厂里制造的，所以这些监督工作就成了像耐克这样的公司的一项主要任务。另一个原因是，作为购买者的耐克对不同供应商的影响力会有差异，这与耐克与供应商的合作时间或者这些工厂在收入方面对耐克的依赖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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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通过帮助供应商从技术含量较低的装配线转向精益制造，从而将工人组织成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团队，耐克正努力改变其外包模式。（参阅第 9 章，了解更多关于精益制造的内容。）这要求工人接受更多的在职培训，反过来促使工厂主改进生产条件，以便留住高技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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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外国供应商遵守美国伦理标准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例如，在特定文化被视为赠送礼物的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被视为贿赂。要求别人遵守自己的标准，这样符合伦理吗？童工在有些国家是合法的，大人需要他们帮忙维持家庭生计，你能说这样不符合伦理？又怎么对待与美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呢？它们也有权利要求美国企业遵守自己的伦理标准吗？跨国公司又该怎么办呢？由于跨越不同的社会，跨国公司该如何遵守各种不同的社会伦理标准呢？当美国还有很多依靠犯人生产的企业的时候，为什么西尔斯（Sears）百货会因不进口监狱制品而获得赞扬呢？这些问题都不好回答，但是你能了解在国际市场上承担社会责任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参阅“域外观察”专栏中描述的道德文化冲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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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在第 3 章讨论）因将出于经营目的向外国企业或政府领导人行贿入罪，而让整个美国企业界不寒而栗。许多美国企业高管抱怨此法使他们的企业在与非美国企业竞价时处于劣势，因为外国公司不必遵守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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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全球共同遵守的伦理道德标准，并在全球市场上打击腐败，美洲国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的成员签订了《美洲反腐公约》（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另外，联合国、欧盟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时也签署了一个反腐公约。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展出一套新的社会责任标准，包括产品生产、公正平等的工资水准、员工的聘用和待遇原则等。这些标准仅供参考，并没有任何认证文件，未来也不可能形成一套适于各种跨国企业管理的单一标准。在许多地方，“对抗贪污”仍然只是一句口号。但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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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观察道德文化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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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企业已扩展至全球的各个社群，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它们应该为哪个社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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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讯和电子产品巨头摩托罗拉为例。其员工几乎有一半生活在美国之外，而且其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非美国的市场。毕竟摩托罗拉要在东道国制造和销售产品，在尊重东道国价值观的同时，还要遵循所在公司的道德价值观，这对摩托罗拉的员工来说困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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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案例可以说明公司道德是如何与文化伦理产生冲突的。乔是南美一家贫穷布贩的长子，他设法移民到了美国，读取了工程学学位，并在摩托罗拉找到了工作。5 年之后，乔似乎已经融入了摩托罗拉的文化，而且很高兴地接受了归国的任命。公司需要他有一个安全且不失身份的住所，由他选择。为了帮他支付住宅的开支，摩托罗拉同意每月补助他最多 2000 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和家政服务的费用。乔每月要上交恰好 2000 美元的租金收据。后来，公司查明乔住在别处，按照西方标准来看，那是一个简陋的小房子，而且位于城镇的一个危险区域。如此简陋的住房每月花费不会超过 200 美元。公司关心乔的安全，也考虑他的住宅对摩托罗拉形象的影响。鉴于乔提交虚假的收据以领取补贴，人力资源经理还对乔的诚信表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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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感到心烦意乱，他认为公司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他主张自己应该每月领取全部 2000 美元的补贴，这是所有员工都有的。他解释说：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住宅，他是想做出牺牲，那样他就可以把剩余的钱留给家人，并帮助弟弟完成学业。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的家人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因此，这样做特别重要。“瞧，我家穷，”乔说道，“非常穷，以至于即使西方人看到了会难以相信。这些钱会让我们不再绝望，而是心怀希望。如果我不能尽力维护这个家，就会损坏我去世的父亲的名誉。你难道不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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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其他人的道德观通常是困难的。通常不同的情境会将如清水般透明的“正确”转变成一塌糊涂的泥浆。乔正在努力为其家人做值得自豪的事。不过，假定乔居住的城市不安全的话，摩托罗拉希望其高层管理人员居住在安全之处也不是不合情理的。摩托罗拉制定住房补贴政策意在让其员工居住在舒适和安全的国家，而并非增加他们的薪水。如果乔在美国工作，他就不会收到住房补贴。如果他为了获得更多的钱以便留给家人，提交虚假的开支报告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在南美国家，这件事就没有这样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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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 S. Moorthy, Robert C. Solomon, William J. Ellos, and Richard T. De George, “Friendship or Bribery?”Across the Board, January 1999; Yale Political Union, “Should Corporations Be Responsible to More than Their Shareholders?”The Huffington Post, October 27, 2009; and Walter Mosley, “Ten Things to Foster Socially Responsible Corporations,”The Nation, July 1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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