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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献给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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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中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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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个困难的工作，而且它很少获得其应得的表彰。翻译者面临的困难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也的确是非常的真实，尤其是读者手上的这本书，它所需要处理的技术问题更是如此。《潮来潮去》的主题是中国旧海关的历史，从1854年起到1949年止，这个机构纵横百年，在这一运作期间，英文和中文都被大量使用而成为主流语言。为了把本书中所使用到的专有名词、惯用语、职称头衔、无数的人名、各种行政机构、地名和各种相关程序翻译出来，除了对中国和英国的历史有十足的知识外，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更是不厌其烦地从字典、地图、各种手册、海关职员录和年鉴中搜寻当时的中文词汇用法，来照应本书英文本中所提到相关词汇。此外，又因为本书所涵括的时间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英文在这段时间里也有非常巨大的变化，翻译的难度的增加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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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尝试过翻译的人都会发现，如何掌握文本中的语气和精神更是另外一种难度；而这个挑战在翻译《潮来潮去》的工程中可说是更加困难。这个任务不仅要呈现我的写作风格，还要呈现出书中所涉及到的很多人物的特点。这些人物都有属于他们独特的风格来显示他们的个性、背景、教育和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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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中大量引述牵涉到海关史的重要人物的信函和文件，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人物的个性以及时代氛围摊在读者眼前。这个做法对身为作者的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把信函和文件中适当的段落放到文中即可。但对于本书的译者来说，这个工作的难度几乎是近于不可能的任务。作为我的同事和朋友，蔡维屏教授愿意把她在旅英多年以及参与海关计划之后所累积的丰富英文和海关史的知识投注在翻译中，让这个中文版受惠良多，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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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不是一个机械化的过程。基于中国史和英国史的不同，两国在文学和历史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中文和英文在本质上和习惯上的根本异质，所以我以为最好把翻译当作是一种“再造”（recreation）；完整地说，也就是再度创造的意思。单就这个“recreation”的英文字，就足以突显出翻译的困难：“recreation”这个英文字可以指涉“再生、再现”，但也可以是指“休闲”的意思。据我所知，中文里没有一个词可以同时具有这个双重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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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是我多年研究的成果，而在这里蔡维屏教授从一开始就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对于我们同时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耙疏海关档案的共同时光仍然记忆犹新。我们在那里以及回到英国后的对话帮助我形塑书中的想法。可以说，蔡教授不仅是个译者，也是合作伙伴。翻阅原始档案是相当令人兴奋的，尤其和一个也对这些档案有相同兴趣的人讨论，更是为档案研究增添了极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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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翻译者在跨越文化的知识传送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我们却给他们较为不重要的地位。过去小孩子曾经被教导在大人面前要听话不要出声。相较之下，翻译者的地位对读者而言是更糟。读者们相信译者最好不要被看到或是被听到。他们不愿意去想，一部译本到达他们手上之前所发生在文本上的种种过程。因此我要藉由这个中译本序言的机会来记录我对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强烈感谢。他们愿意把他们手上的研究搁置一年，来把我的这本书译为中文。他们在这个工作中对于文字的小心，仔细和敏感都可以作为模范。我无法想象能够还有更好的译者，而我也将无法回报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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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档案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是带着我们通往到过去的长征，并不华丽刺激，也肯定比不上攀登一座新的高峰还要耗体力，但它却相当费时。正因为我们对长达一个世纪的海关历史所知甚少，所以在档案中学习到它的种种活动是一大乐趣。用英文写下它的历史可以确保在英文语系里的读者不但有机会可以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同时也还可以更加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旧海关是个触及全世界以及全球化的机构，所以它某个部分的历史也同时是很多国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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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相信若只把海关史以英文出版，那么这个在将近二十年前所开始的计划，在本质上就不算是真正的完成。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努力总算让我们得以到达这个更令人满意的终点。对于此，我也对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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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德万 写于剑桥 201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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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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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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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汉语拼音系统已经成为普遍认可的标准，但把中国汉字译成西方字母系统仍然非常复杂，并且时而造成转译上的混乱。在本书中，我在多数情况下严格按照拼音系统进行了转译，但对一些地名和人名的个例，偶尔也采用了现在英语中较为通行的表达。关于中国人名，我遵从中文的顺序，即姓在先，名在后。对于一些个别的已经以名在先、姓在后的方式在外文中被广泛接受的人名，本书则遵循了通行的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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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关有自己的音译体系，它与韦氏拼音系统并无太大的差别，在较早的学术著作中被更多地使用。然而这一体系的出现早于韦氏拼音系统，在一些方面又与其有所不同。我在本书中的做法是把近代海关的音译体系转换成了拼音。例如，近代海关所指的Hankow或KiuKiang海关，在本书中以Hankou和Jiujiang的形式出现。还有少数情况，如近代海关用自己的音译体系所表述的中国人的名字，就很难再把它复原回中国人的原名。对这些个例，本书仍旧沿用了近代海关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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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主要章节中，当引用中国文本或提到中国制度时，我把汉字用拼音表达了出来，主要是照顾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读者。脚注我没有使用汉字，如果原来是中文，随后在括弧中加注拼音翻译。在参考书目中，我则用中文列出文章和作者名字，没有加注拼音：对于能阅读中文的读者而言，这已经足够，对于不能阅读中文的读者而言，拼音的加注似乎也无多大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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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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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所涉及的一个世纪的历史中，通行过不同的记账货币单位，流通过的货币也复杂多样。近代海关有自己的记账货币单位，即海关两（我把它缩写成Hk.Tls.），它取决于货币的含银成分量，与财政的库平两稍有区别。北京财政的记账货币单位库平两，与经常和外国交换和结算而使用的上海两又不相同。对本书所涉及的宏观分析而言，这些差异并不十分重要。在民国时期，流通的是包括外国银行在内的各银行所铸的不同银元。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海关金单位兑换券和国民政府的法币。二战期间，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关于这一时期的货币，当它们第一次在材料中出现的时候，我做了与其他货币单位差别的解释。关于货币换算率，可以参见萧亮林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一书中第187-196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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