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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翻译者在跨越文化的知识传送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我们却给他们较为不重要的地位。过去小孩子曾经被教导在大人面前要听话不要出声。相较之下，翻译者的地位对读者而言是更糟。读者们相信译者最好不要被看到或是被听到。他们不愿意去想，一部译本到达他们手上之前所发生在文本上的种种过程。因此我要藉由这个中译本序言的机会来记录我对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强烈感谢。他们愿意把他们手上的研究搁置一年，来把我的这本书译为中文。他们在这个工作中对于文字的小心，仔细和敏感都可以作为模范。我无法想象能够还有更好的译者，而我也将无法回报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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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档案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是带着我们通往到过去的长征，并不华丽刺激，也肯定比不上攀登一座新的高峰还要耗体力，但它却相当费时。正因为我们对长达一个世纪的海关历史所知甚少，所以在档案中学习到它的种种活动是一大乐趣。用英文写下它的历史可以确保在英文语系里的读者不但有机会可以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同时也还可以更加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旧海关是个触及全世界以及全球化的机构，所以它某个部分的历史也同时是很多国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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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相信若只把海关史以英文出版，那么这个在将近二十年前所开始的计划，在本质上就不算是真正的完成。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努力总算让我们得以到达这个更令人满意的终点。对于此，我也对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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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德万 写于剑桥 201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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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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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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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汉语拼音系统已经成为普遍认可的标准，但把中国汉字译成西方字母系统仍然非常复杂，并且时而造成转译上的混乱。在本书中，我在多数情况下严格按照拼音系统进行了转译，但对一些地名和人名的个例，偶尔也采用了现在英语中较为通行的表达。关于中国人名，我遵从中文的顺序，即姓在先，名在后。对于一些个别的已经以名在先、姓在后的方式在外文中被广泛接受的人名，本书则遵循了通行的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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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关有自己的音译体系，它与韦氏拼音系统并无太大的差别，在较早的学术著作中被更多地使用。然而这一体系的出现早于韦氏拼音系统，在一些方面又与其有所不同。我在本书中的做法是把近代海关的音译体系转换成了拼音。例如，近代海关所指的Hankow或KiuKiang海关，在本书中以Hankou和Jiujiang的形式出现。还有少数情况，如近代海关用自己的音译体系所表述的中国人的名字，就很难再把它复原回中国人的原名。对这些个例，本书仍旧沿用了近代海关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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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主要章节中，当引用中国文本或提到中国制度时，我把汉字用拼音表达了出来，主要是照顾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读者。脚注我没有使用汉字，如果原来是中文，随后在括弧中加注拼音翻译。在参考书目中，我则用中文列出文章和作者名字，没有加注拼音：对于能阅读中文的读者而言，这已经足够，对于不能阅读中文的读者而言，拼音的加注似乎也无多大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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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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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所涉及的一个世纪的历史中，通行过不同的记账货币单位，流通过的货币也复杂多样。近代海关有自己的记账货币单位，即海关两（我把它缩写成Hk.Tls.），它取决于货币的含银成分量，与财政的库平两稍有区别。北京财政的记账货币单位库平两，与经常和外国交换和结算而使用的上海两又不相同。对本书所涉及的宏观分析而言，这些差异并不十分重要。在民国时期，流通的是包括外国银行在内的各银行所铸的不同银元。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海关金单位兑换券和国民政府的法币。二战期间，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关于这一时期的货币，当它们第一次在材料中出现的时候，我做了与其他货币单位差别的解释。关于货币换算率，可以参见萧亮林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一书中第187-196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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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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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我们的过去。企图抓回它是徒劳的，所有理智上的努力都是枉然。过去隐藏在某个边界之外，理智无法可及，对一些事物（因为这些事情将让我们产生某些感觉）我们一无所知。在我们自己死亡之前，能否偶遇到这些事物，全要依赖于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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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忆逝水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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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1986年初次踏入老上海时，它的建筑仿佛是远逝时代的废墟。20世纪前半叶霓虹灯光照耀下的那些别墅、银行、饭店、商场、娱乐厅、酒吧和俱乐部，虽依然存在，却都已年久失修。窗框锈迹斑斑，抹灰成屑，绘画剥落，屋顶支离破碎。20世纪30年代，世界名人诺埃尔·考沃德（Noёl Coward）和萧伯纳（G.B.Shaw）曾经下榻过的极为奢侈的饭店，当我们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入住时，却会在晚上被老鼠吵醒。上海富人曾住过的乡村别墅风格的豪宅，在1949年后，被分割成了许多独立部分，一个家庭只有一个房间，厨房和卫生间都需共用。上海已经不再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已经变成了一个单调乏味、尘土飞扬和灰蒙蒙的、人口拥挤的地方。20世纪30-40年代曾在和平饭店演出过的爵士乐团的成员，如今只有偶尔在夜间进行一次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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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衰老仍然证明了以下观点正确，即外国的影响是短暂的，而改变中国的力量主要存在于农村。[1]共产党通过动员农民、顺应中国自身的变化，成功地取得了胜利。1949年后，除少数国外同道者和苏联专家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友谊宾馆之外，其余所有外国人均遭遣返。不久后，苏联专家们也被送走了。作为这一系列巨变的反映，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被上海市政府取代而为其办公之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始建于1927年的上海海关的大钟敲响的不再是西敏寺大笨钟的曲调，而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东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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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经过了25年，把现今中国兴起的主因归于农村革命的叙事变得不再那么有说服力。曾经逝去的过往如今以强势之姿回归，包括它原有的城市和外国的面向。人们可以再次听到上海海关钟楼敲响西敏寺曲，只不过因为交通的嘈杂而显得有些微弱。原来在外滩上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又重新为银行物业所用，改成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部。上海再次吸引各式各色的人汇聚，如来自亚洲、中东、非洲、欧洲和美国的商人、银行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律师以及游客，等等。上海又开始筹办大型体育赛事和流行音乐会，吸引了巨大人流，就像是昔日的上海赛马场，富人赛马，穷人赛狗。这个城市与外国相关的历史不再被视为羞耻的过往，而成为了人们饶有兴味的探索对象。咖啡桌上的书籍，回忆着1949年前的往事，各种书店里摆满了重印的1949年前的老上海地图。在晚清和民国建筑式样的饭店里，穿着旗袍的女侍者来回穿梭。商务、商店和银行，都在炫耀1949年前的那段光辉历史。当今的中国海关，提起1949年前的往事，也充满自豪。因为与外国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有所联系而繁盛的其他城市，如广州、天津、武汉、厦门、宁波、大连、重庆等，其情况与上海大致相同，也都再次崛起；尽管现在中外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工具已经由飞机取代了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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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聚焦在中国海关。这一机构在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的动乱中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中结束。这一个世纪中，无论沿海还是内陆地区，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最初，海关的职责仅仅是对外国轮船运到的货物估税，甚至还不是征税。不久之后，海关集多种功能于一体，超越了一个单纯的税收机构。近代海关建设灯塔、设置航标、竖起信标、管理港口，这些设施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近代海关还资助外交使臣出访，促进中国参与博览会和世界会议组织，把中国带入一个由主权民族国家和跨国际组织所建构的新世界外交秩序。近代海关收集气象资料，便于天气预报。还督办同文馆，培养外交人员，提供自由教育，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和法律著作。海关曾数次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的海军。1895年后，海关深深地涉入中国的外债事务。海关干预中国外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它让中国免遭瓜分。到了1911年，海关税收有长达二十年已经占据北京政府总税收的1/3至1/2。辛亥革命后，海关延揽了关税的实际征收，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从1914年起，身为海关首脑，即总税务司，又必然地负责起中国的内债事务。20世纪30年代，海关执行国民政府所制订的高关税政策。而这个政策之所以可以执行的背后，是相当依赖着一支约有70艘舰艇所组成的缉私舰队，藉由它们在中国连绵而成的单一海岸线上集中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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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海关在近代中国，是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从太平天国运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关是唯一或近乎是唯一最有权力的官僚机构。这个机构在字面上虽然称为海关，但它的身影不仅仅在中国的内陆腹地可以寻到，还出现在乌鲁木齐，甚至是喜马拉雅山。海关证明了它是持续耐久的，因为它渡过了1912年专制王朝崩溃、民国初期的内战和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崛起。它甚至也在中日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尽管最后几乎是气息奄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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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关在制度上是非常奇特的，形式上它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机构，总税务司及其下属都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并向中国监督汇报。不但总税务司可以完全控制海关，而且在1943年之前这个职位一直都由英国人担任，其后才由一位美国人接续。近代海关促进了中外贸易，并带动了像上海这样近代城市的兴起，使得来自各地的人员和商品在这里汇集，形成了一种新的布局。近代海关的高级职员都是外国人，他们来自所有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大致按其国家对华贸易的重要性来决定比例。该机构同样雇用了许多中国人，最初仅是低级职位，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不再新聘外国职员，中国人相应地就逐渐占据了较多高级职位。近代海关的世界性特征，也导致了尴尬局面的发生。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由于总税务司人在英国，他的职位由当时担任总务科秘书的日籍税务司岸本广吉代理。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要求下，他对海关全体职员发布抵抗自己日本同胞的命令。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岸本广吉（Kishimoto Hirokichi）一直被视为国民政府体制内海关的第二把手。我认为最好把近代海关看成是一个边界政权（frontier regime），它有双重含义。其一，这个边界政权有自己的一套制度、规则、实践、官职以及在边界监管货物交易、船只往返、人员进出的规程。其二，它自身还是一个在边界地带的“王国”：它是一个“国中之国”（imperium in imperio）。近代海关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特征的行政机构，有它自身的结构、气质、团队精神、传统、政策、章程和法规，独立的武装力量以及自己一套独特的外交。海关也有它自身的神话和幻想，而这一点对最后几任总税务司尤为重要，因为海关的终点似乎已经可以看到。近代海关以相当独立的姿态，在介于脆弱的中国和过度扩张的欧洲帝国的前线之间运筹帷幄。当中国面对欧洲帝国所带来的新式贸易、外交和战争而感到束手无策时，近代海关趁机而入、扩张自己。在这里，我借用由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在《千高原》一书中所创造的一个词汇——官僚主义式的根茎（a beureaucratic rhizome）。这个词汇的意思是指，在一个实体里凡事都是互通互联的，而且它也向四面八方到处蔓延，哪里有空隙就往哪里去；它本身既有多种面向，也可复制。[2]恰如海关成员这么称呼他们的机构——“机构（the Service）”，或者更常见的——“海关（the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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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和描述近代海关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总税务司的角色。由于他们是该机构的独裁者，其看法和政策对海关历史的形成至为关键。其次，我也强调决裂点和转折点。海关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是极为重要的，例如海关对1937年抗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就没有准备。再者，从事这个研究时，我所获得的一个意外之感是财政、银行和债券市场对形塑中国近代历史是多么的重要，而这点在过去经常是从革命和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诠释的。因此，财政在本研究中特别显著，尤其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第四个主题关注的是海关与中国外交官和外国外交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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