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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学派和共治学派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它们只把海关当作一个晚清的机构。然而实际上，海关的重要性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费正清对该历史阶段保持沉默，也许因为他在理性上，甚至情感上，对这段历史感到不解。当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掌握了关税和相关港口收费的征收权后，便变成了为外国财政利益和庚子赔款债权国服务的国际公共收债代理机构（Caisse de la Dette）。身为英国权势集团忠实一员的安格联对中国官员完全不屑一顾，这是他与赫德不同的地方。当英国或许就算不是世界警察但肯定是世界讨债者的时候，安格联成为了中国的金融沙皇。他不仅保管存放海关税收，而且在1913年后又成为中国内债发行的管理人，由此进一步扩大了海关的权力。在1929年国民党掌权后，海关依然非常强大。海关在这个时期停止招收洋员，税收再度存放入中国银行。此外关余虽然不再被用来支付内外债务，但也不再由总税务司支配。 对国民政府而言，海关依然是财政不可或缺的依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可以说，海关支付国民政府一半的收入，并创建了新的缉私舰队来消除海上走私。海关历史并不是终结于1911年，也非1929或1937年。直至1949年，海关在财政、政治、外交和社会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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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近代海关的独立性和持久性。正如上文所述，该机构成功地使其从中外官僚体系中游离出来，并且一开始就是从脆弱的襁褓中产生，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大大削弱了清政府。同时，尽管欧洲各帝国此时正准备扩大侵略，但在面对自己国内及其他各地的问题时，他们对中国的扩张只能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在欧洲，1848年革命高潮也仅仅比海关的创设早了五年；英帝国在1845-1852年间，还在忙着应付爱尔兰大饥荒所导致的动荡。此外，1853-1856年间有英法在克里米亚和俄国进行的战争；1856-1858年间，英国除了要镇压印度起义之外，还要耐心地处理一连串内政事务，特别是因选举改革而发起的宪章运动。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大陆忙着德国普鲁士的统一运动所造成的分歧，以及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同一时期，美国陷入内战。到了1870年，法国还不得不应对普鲁士的入侵和巩固它在中东地区的新殖民地。以上种种情况之下，成立中国海关对很多国家的官员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海关可以提供秩序、规章、利益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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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世纪90年代新一波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而且英国向来凌驾于他国的霸权地位已经不在时，各大国曾经一度竞相争夺对近代海关的控制权。只是这样的情况并未持续很久。甲午战争后，因需要支付日本赔款，清政府被迫举债，因此维护海关和清朝统治的完整又变成各国的共同利益，因为海关税收将被用来作为债务担保。义和团运动时，中国又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外国军队占领了北京，但同时他们的行为也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此时具有大智慧的做法就是不要冒杀鸡取卵的风险，而是让它为大家继续源源不断地下蛋。庚子赔款被筹划成清朝和八个入侵国家之间的单一债务，海关税收再次成为担保。海关之所以得以生存并且维持独立地位，在于它的税收满足了各方的共同利益。此外，提供给民国时期政府的关税也变成海关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的原因之一。海关有能力发行国内外债券，但中国政府却无法做到；就凭这个事实，不仅外国人，连中国投资者都清楚近代海关比政府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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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海关独立性并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结果。它在清政府和西方帝国之间，非常艰辛地为自己打造出一块扎实的空间，并且在大部分时候都很有技巧地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它之所以能这么做，在于以下几点：首先，在一开始的十年期间，海关通过缩小中国地方官员和外国领事对它的力量，来增加海关税务司在地方的威信。在面对英国领事时，海关可以越过他们而直接诉诸其身后的老板。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Lay）管理期间，尽管总税务司是由清朝皇帝谕旨任命的，他仍确保自己有唯一和不受限制的招聘、迁调、升擢和辞退权力，也就是说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组织海关。赫德上任后，通过集中输入信息、执行标准程序、设定标准行为、提倡君子的价值和态度，更重要的，禁止关员经商和因为提供额外服务而接受额外报酬等措施，赫德把总税务司署，即海关总部，变成了一个官僚圆形监狱。在一个由一群自信满满的高级职员所组成的向心力十足的团体中，总税务司变成这个纪律严明组织中的一个全知和全能的中心。海关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不但能够在20世纪初期存活，甚至还可以把中国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的巨大危机变成它自己的机会。当清政府在它面前崩溃时，海关却愈发生成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它要成为一个独立而且超越个别中国政权的个体，虽然在名义上它要服从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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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让海关展现出它在20世纪中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坚韧的机构。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该机构就失去了对中国外贸估税和征税的功能。尽管如此，直到1941年，总税务司署仍然管理着整个中国海关，包括日本占领区。1942年，它阻止了国民政府废除总税务司署或任命一名中国总税务司的企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是国民政府中对战后重建和复原做着最好准备的官僚机构。共产党解放全国前夕，所剩为数不多的外国雇员，仍然相信该机构能在共产党统治中延存，但在朝鲜战争时这个幻想破灭了。在1951年和1952年间，以反浪费、反贪污、反偷税漏税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目标的“三反五反”运动，给予海关重重的一击。上千员工被发现有罪并受到不同程度的严惩。换句话说，那些原本被看成是构成现代理性官僚机构核心价值的论述，被彻底扭转和否定。海关不再被视为美好未来的先驱，而被描绘成过去所有恶的源泉。而那些否定它的历史角色以及原则的声讨与谴责，也标志着该机构的真正尽头终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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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海关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自立的机构运转。除了它自己的努力之外，还因为中外政府觉得依赖它非常方便，或许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还有，海关提供相当必要的服务。正如赫德经常所言，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很“有用”，或换句话说，它为周围的政府和机构提供服务。它的权力来源基于它能整合关于税收的可靠信息，而在1911年后也基于它实际上征管税收，其能量源于自身的行政效率和内部的凝聚，以及它对中西知识的获取和相互交流散播。它的国际化的招聘政策，让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和其他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精英们觉得，让海关运作下去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它还有一个特质，那就是累积了不少业务经验，这让它不局限于某单一功能，进而保证了生存。海关从事的一些重要活动，使它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组织，例如它在1911年前创立了船钞部（1912年后称海政局，1928年后称海务科），在1911之后它卷入了中国财政，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缉私部门。以上这些，再加上其内部纪律，以及它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可以一成不变或永久存在，都是海关能在中国近代政权迭次更替中延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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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的是，近代海关虽然是特殊的，但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盐税和邮政管理也雇用了外国人，它们也是中国的正式机构。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埃及有类似后来海关机构的债务银行，它从1879年起取代了伊斯梅尔（Khedive Ismail）政权下的税收机构，并且由英国人和法国人共同监督。1881年成立的奥斯曼公债管理局（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代表的是欧洲持有奥斯曼债务的债券人利益。若将这些现象推而广之，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一些虚弱政治的边界地带，经常会产生强而独裁的政治实体。联合国在它自己与虚弱的非洲政治实体和社会之间，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规划出许多显著的空间来进行协调人道主义的救援行动和其他行动。把海关和这些机构进行比较研究是有益的，但已大大超出了本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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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简单介绍下本书各章节的研究内容。第一章，“变色龙的诞生”，首先对恭亲王在1861年发动的辛酉政变做一简短讨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恭亲王打破了他的哥哥——咸丰皇帝的排外态度，并且支持了外国人和上海地方官员在1854年的一场试验，当时江海关任命了数个外籍司税。他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重点政策，所以即使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他依然认为英法能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并且是借以抗衡俄国的重要力量。俄国被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打败以后，转而东进，割占了清帝国的大片领土。同时，恭亲王还想抑制在长江中下游几个省份内汉族官员日益壮大的势力，以及他们与英法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我讨论了李泰国所主导的活动如何替海关打下基础，他不仅发起了那场在上海的试验，而且成为了首任总税务司。他曾为清朝采购了一支海军舰队，但在他提出要清政府交出海军控制权的要求后，恭亲王辞退了他。这表明恭亲王是有不准逾越的底线的，总税务司应该屈服于中国人的领导。本章对赫德的关注则聚焦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尊敬，他对造成两次鸦片战争的凶猛英帝国主义的拒绝，以及他所采取的世俗自由和世界主义的立场，都源于他对中国的日益了解和对英帝国霸权诉求的怀疑，进而导致他深层次的个人的宗教危机。本章最后借由讨论中国以往管理海洋贸易的方式，来说明海关曾吸纳了它的一些关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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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赫德的圆形监狱”。我分析了赫德是如何建立起一支有纪律、有凝聚力和中央集权化的组织，如何在清朝和西方帝国之间为自己凿出一个空间，如何扩展其功能以及利用任何一个有利缺口来让海关发展。是赫德把海关转变成为一个广受尊敬的组织，除税收外，海关还涉入外交、财政、学术、气象以及中国海事领域的管理。一个能够代表该机构有能力把握住新功能的案例，就是它在中国沿海修建了许多灯塔。灯塔对19世纪后半期的运输革命非常重要，同时也是现代工程以及复杂政治和文化管理的象征。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揭示赫德通过何种策略手段把海关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阶级式组织，也因为这个特性，让海关有能力渡过诸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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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自强运动时期的海关，1870-1895”，起于太平天国运动，至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本章首先探讨的是伦敦办事处。通过该办事处，海关能与英国中央政府直接的接触。它使清朝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海军竞争中保持了领先地位，并使欧洲和清朝的政治联结在了一起。接下来我会讨论由海关所促成的海洋贸易增长以及这些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我认为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战争之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因为它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危机中缓了过来。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在东亚地区有着最强的海军力量。但之后白银价值迅速下跌，使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不像日本，中国没有发展轻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经济欠发达，成为一个初级原料出口国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国。这时候的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生活水平下降，而日本在东亚海军竞赛中徐徐前进。同时，本章还探讨了由海关在中英两国间，不论外交、法律、学术，还是金融等方面所培育出来的日益深化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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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将关注重点转向财政事务。第四章，“债券市场的兴起：海关成为收债者，1895-1914”，开始先讲述伦敦出现提供中国贷款的市场，接着分析清政府为了偿付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赔款而发行的国内债券及最后失败的原因。因为除非以海关税收作抵押，否则外国银行财团拒绝放债，这使清朝又加深了对海关的依赖。海关在终止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它设计的一个方案是，让庚子赔款成为清朝与所有受影响国家间国与国的贷款方案，而非私人之间的债务。海关变成种种集体安全协调设置的核心基础，以保证这些安排在20世纪的前25年中还将会持续存在。本章最后讲述的是，海关如何首先采取调整自己来适应少年中国的崛起。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对应当时的情境，值得我在本书做更多的讨论。然而到了1911年时，在当时的中国强人袁世凯和英国外交官的支持下，海关获取了税收的全部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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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国中之国，1914-1929”，讨论的是直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时的财政事务。安格联把良好财务看作改善道德和社会的力量。安格联认为，中国官员所缺少的诚实、责任和尽职等操守是民国所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本章研究了安格联是如何集聚财政力量的，以及他如何在讽刺的命运安排下变成了中国债券持有人的保护者，甚至不惜违反外国利益。本章还探寻了少年中国领袖人物之一——顾维钧，他在1919年巴黎和会及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炫目的演讲，将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和对海关的控制权纳入中国的民族主义诉求。同样地，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扮演着关键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形塑了1926-1928年的北伐，导致国民党上台。一方面我们看到安格联拒绝北方政府开征关税附加税的要求，另一方面，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在财政上做出偏袒国民党的行动，这种做法让他把总税务司的大位安全取入囊中，取代了安格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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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28年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北京并定都南京时，他们并没有把海关国家化。然而就在他们对海关和安格联颇有微词的同时，也被海关上缴的税收和提供的服务所吸引。至少从梅乐和那里，国民党有了一个表面上谦卑、愿意和他们共事的总税务司。梅乐和并且愿意接受削减海关中的洋员、把关税存放入中国银行，并且把支配权归还给中国政府的要求，这些做法反之也使国民政府同意让海关继续存在，并承认以前的内外债义务。由此，国民政府获得了对重要税源的支配，得到沿海金融精英和外国人对其政权的支持，或至少是对他们的承认，进而将手逐渐伸进这个在全国运转的机构——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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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关税国家，走私者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海关，1929-1937”。我在本章探讨高关税政策如何深深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国家构建。高关税在增加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不仅导致了走私盛行，也加强了分离主义者的势力。许多区域抵制南京政府所施加的高关税，他们因此在更多的时候是被当作蹿起的地方型暴发户，而非新的全国性政府。在国民政府统治的第一个十年，因为海关遍布全国，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官僚机构，它起了重要作用。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打击走私的缉私武装力量，尤其在中国南部。由于它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能力，所以海关在南京和地方政权之间还充当掮客，促成协议，这种情况当然在中国南方多于北方。本章的重点是关税和海关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中的重要性。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不只是如韦伯（Max Weber）理论里所说的，即由中央政府把官僚科层体系加诸到一个明确疆域里的每个角落而已，它也不只是福柯式（Foucauldian）的阴谋，只会诱骗毫无警觉的国民；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同时还应该包括借由在国内和国际冲突与利益中所逐步产生的交易、协议和相互妥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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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章，“维护完整，1937-1949”，记录海关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共产党胜利直至于1952年被整顿的历史。这段时期的第一阶段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梅乐和一方面并不放弃对重庆国民政府形式上的效忠，另一方面挣扎着要维持海关在形式上的完整，整个过程充满艰辛。第二阶段是从1942年到1945年。这期间，自从日本决定于1941年12月南进并且袭击英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及在中国的租界之后，梅乐和的政策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虽然最终是由中国而非日本做出宣战，汪伪政府遂任命岸本广吉为总税务司，这一做法造成重庆出现了一个新的总税务司署，并且由美国人李度担任总税务司。这是一段黑暗的岁月，海关除了几乎无事可做之外，声望也随着腐败蔓延而大大受损，大多数国民党人不再想要它了。海关仿佛是无味的鸡肋，只是留着它来安抚英国和美国的感受，特别是对美国，因为中国还需要他们援助抗战。李度努力维持着士气，与腐败斗争，并为战后恢复其职责做准备。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海关应付得很好，沉着地恢复了它在中国沿海的地位，但很快就遇到了麻烦。这些麻烦有的是从二战导致的，有的是因为战后的经济乏力和无序，包括恶性通货膨胀，而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加以克服。大部分中国职员留在了大陆，他们认为只要继续坚持传统、纪律和引以自豪的诚实，共产党就会如他们之前的政府，让海关保留下来。海关华员认为，即使所有外国职员都得离开，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后来朝鲜战争时，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担心敌人从内部出现。他们关注海关，革命的直觉告诉他们，海关不能信任，故而早晚都要改变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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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诞生，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我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做有关中国军事历史的研究时，一次午休时间，该馆马振犊副馆长向我提起，他们最近新来了一批55000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由于几乎都是英文资料，马副馆长问我是否乐意帮忙整理，我接受了这项工作。但由于那些档案还处于原始凌乱状态，甚至还没有一份可供使用的目录，又因为大部分档案是关于1900年后的海关历史，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决定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此项工作。我们需要档案管理专家以及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英帝国史的历史学者加入。这个计划最初得到蒋经国基金会的支持，后来又得到英国人文和艺术研究委员会的赞助。感谢这个团队的工作，目前总税务司署的档案可以供相关研究者利用。我们有个资源丰富的网站，可以在线查询目录、参考书目、中国贸易数据以及海关职员讯息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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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总税务司署档案数量庞大，没有研究者可以穷尽它，但也必须指出该档案的局限性。首先，它是不完整的。总税务司署档案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烧毁过，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只做了部分恢复。其次，只有少数几个地方的海关历史档案可以利用，大多数仍未开放，包括最重要的上海海关在内。清朝的重要档案，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机关档案，包括海关监督在内，或者被毁，或者仍未开放。诚然，每个历史学者都清楚他们使用的历史档案并不完美，它们也并非全然完美地保存了过去的历史，因为一些关键人物总试图让将来的历史对他们有利，例如梅乐和对海关历史资料就是这样处理的。历史真相并非总是能在档案中发现，尽管如此，在晚清和近代中国，海关仍是文献保存最完好的机构。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清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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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并非完全基于总税务司署的档案。位于邱园（Kew）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即使没有上千卷宗，也有数以百计关于中国海关的档案，大部分是派驻中国的英国公使、驻中国领事以及英国外交部所留下的。许多洋员以及部分中国海关关员，也曾公开出版过日记、回忆录、小说等。[13]在中国海关工作的一些职员，有时间去培养他们对中国语言、艺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兴趣。[14]赫德和金登干两人的通讯，是研究晚清最后四十年海关历史相当特别的资料。[15]研究中国海关历史的乐趣之一，就是可以与那些有先人在中国海关工作过的家庭联系。[16]一些家庭还保存有剪贴簿、通讯和旧照片，他们乐意拿出来分享。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也可以找到一些海关职员的私人手稿文献，尤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那里有两位总税务司——梅乐和和安格联的私人手稿通信。至于其他地方，包括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那里收藏着赫德和魏尔特（Stanley Wright）的文献资料。海关在处理业务的过程中曾与无数的公司和机构打过交道，这些公司和机构的档案，也就非常重要。其中包括汇丰银行，它在伦敦有自己的档案中心；怡和洋行的档案，则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包令（John Bowring），是海关初建时英国派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和商务监督，他的私人手稿文献可在曼彻斯特大学查找；斯图尔特·伦道尔（Stuart Rendel）是帮助海关打入伦敦最高政治和商业圈的人，也是威廉·格莱斯顿（W.Gladstone）的密友，他的私人手稿则收藏在威尔士国家档案馆。追寻海关历史，竟然也是一场在英国发现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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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试图对中国海关的多面性给予公正的揭露，但必须指出，我没能对海关的船钞部门进行深入的讨论。总税务司署的业务包括处理一般政策、清朝和外国官员的关系、人事问题、外交和财政。船钞部门则在港口建设、安装和维持助航设施、维修海关船只（包括那些在缉私部门的）等方面付出了艰苦努力。这属于另外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航海知识和经验尤为珍贵；专业技能与领导力才是具有决定性的，而非地位与特权。船钞部门存在的地方，是陆地和海洋交汇的地方，是一个不断地随着潮起潮落、河道发生变化的地方。有船钞部门的地方就会有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汇聚一起；边界是模糊的，经常漂移的。在这里，当地人可以轻易地对国家的诉求视而不见，或者干脆推翻。若我对船钞部门能够有更大的关注，也许我就可以检讨在全球化或帝国主义时经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即关于商品和人在港口与港口之间的移动。毕竟大多数的历史都是由不擅长航海的人所写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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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从水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更可以理解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提出的欧亚之间的“大分流”概念。[18]要想从蔗园或南美银矿中获利，首先必须人到其地。这需仰赖高超的航海知识，其中又以经度的发现最为重要，因为它可以让船在茫茫大海中得到定位。这个知识来自于数十年的耐心观察与数学天才。此外，要有极好的手工工艺，才能制造出精确的时钟，让天文学与航海能力结合，以此抵抗严峻的海洋环境。[19]同样重要的还有造船技术、港口设施、海员训练和材料利用等，例如用高大树木制造桅杆。还需要一个官僚组织系统以便汇集世界上的航海知识，并使它能为公众所用。欧洲各小国间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竞争和国家对航海发展的支持，加速了航海知识的积累。对海关历史的探讨虽然使我对该领域有所一瞥，但需要做的研究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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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对支持本研究的人们表示感谢。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周忠信，果断同意马副馆长和我一起开展本合作项目。马副馆长从始至终非常关键，他是一个非凡的组织和行政管理者，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东道主和非常睿智的朋友。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其他员工也长期给予了帮助。毕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是本项目第二阶段的领导者，他对英国和帝国历史的透视，从根本上重塑了我对中国及海关的思考。蔡维屏（Weipin Tsai）也是非常难得的研究助理，她对中国近代邮政制度的研究，就是我们海关历史研究的重要衍生。团队成员之一的博思源（Felix Boecking）的论文，加深了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关税政策和海关洋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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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大陆和台湾的许多同事：茅海建、陈谦平、连心豪、任智勇、戴一峰、孙修福、张志云、林满红和张志勇等。感谢Christopher Bayly、 Rana Mitter、John Thompson、 Timothy Brook、 Julia Lovell和 Susan van de Ven,他们或部分、或全部地阅读了本书草稿。我还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研院”近代史所及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华威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莱顿大学等地，做过关于中国海关历史的多次演讲。在这些场合的讨论，不仅给了我新观点和新视角，同时还让我看到其他人对这个已经变成是我的痴迷的海关史也感到兴趣，因而让我充满了信心。还要感谢上过我“中国近代全球化”课程的学生，他们的论文让我思考很多议题，有些是我以往没有想过的。最后，感谢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心，它资助我到南京访问了一年，使我能够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静心阅读。同样感谢蒋经国基金会、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UCCL）以及英国人文和艺术研究委员会，在本项目不同阶段所给予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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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德万 写于安达信（Andax） 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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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时应是1984年柯文（Paul Cohen）新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首次出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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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著，马苏米译：《千高原》，伦敦：康特纽姆出版社，2004年，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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